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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兵工厂诞生及南迁柳州后接管重组始末

来源: 柳州市档案馆  |   发布日期: 2022-08-26 09:15    |  作者: 吴爱玲 刘可亮

三十兵工厂是民国时期一家大型兵工厂,其起源根脉交错,可以追索到济南兵工厂(1875年创办的山东机器局演变)、汉阳兵工厂(1890年创办)、巩县兵工厂(1915年创办)三家老牌兵工企业的基因谱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经变更,曾一分为四,之后又合四为一,成为中国兵企集团江南集团的主脉。由于兵工行业的隐蔽性和多变性,人们对它的来龙去脉的认识一直较为模糊。

三十兵工厂谱系演变


由山东迁重庆三十兵工厂得名

七七事变,日军逼近济南。1937年9月,济南兵工厂1000余名职工在总务处长王纯儒的带领奉令迁往陕西西安。所有机器材料及工具等约计3000余吨,分装13列火车运陕。该厂迁西安后改称陕西第一兵工厂筹备处,处长为何庆澜。1938年3月,又奉令经汉入川。由于战火袭扰、军运频繁,历经周折,全部机料先抵汉口再经宜昌转重庆。9月全部运达,机器厂及办公厅设在重庆南岸王家沱。1939年1月,正式起用军政部兵工署第三十工厂名称,对外称济川公司,何庆澜辞职,李世琼接任厂长。南昌火工作业厂近百名职员及少数机料仪器药品等同时拨归并入,全厂职工兵夫共计2273人,主要生产手榴掸、掷榴筒、掷榴弹、缓燃导火线。

自1939年始,日机空袭频仍。为避空袭及扩大生产的需要,该厂还分别在大佛寺、茅溪一带征地设厂生产。这种一厂分三处工作的状况造成人力物力分散,第三十工厂特向兵工署申请扩编。1945年2月,李世琼升制造司副司长,赵达接任厂长。1946年,第三十工厂有官佐422人、工人2600人、士兵546人、役差35人,共计3603人。

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兵工署第三十兵工厂关防


由重庆往武汉接管第十一工厂

第十一工厂是抗战期间兵工企业多次迁移整合由巩县兵工厂、汉阳兵工厂的各一部分组合而成,先后在湖南烟溪、辰溪、沅陵设厂。厂长李侍深是中国著名的兵器制造专家,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中他带领全厂员工想方设法坚持生产,并不断改进武器性能,所制炮弹、枪弹、轻重机枪、信号弹、手榴弹等产品源源供应抗战前线。员工最多时超过万人,抗战胜利后,裁减员工,留用3700余人。李侍深因担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驻日接受赔偿总代表离开第十一工厂,宋建寅接任厂长。

第十一工厂在湖南辰溪山洞中生产情景


1946年6月,该厂奉令迁武汉,改称第十一兵工总厂,全厂10个制造所。1948年2月,兵工署训令,第十一工厂除辰溪子弹厂仍归十一工厂外,其余武汉部分土地、房屋、机器、设备、工具、材料、半成品、简册、案卷、现金、交通器材以及一切家俱、用品等项,悉数就地移交第三十工厂接管,工人继续留用。3月,第三十工厂厂长赵达带领一批人员由重庆到武汉接管第十一工厂。第十一工厂厂长宋建寅带领一批人员去湖南株洲董家段建立新厂(该厂1949年5月迁海南,1950年3月迁台湾)。

第三十工厂武汉厂房

第三十工厂还在武汉金口镇、右旗两处筹建新厂,拟将重庆厂部迁到此地,已建成两个车间,计划尚未实施到位,解放军已逼近武汉,第三十工厂接令迁移。除汉阳第六制造所迁武昌更名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兵工署第三十工厂武昌修造处外,其余各部全部迁往广西柳州。

原重庆厂部先设第三十工厂重庆制造处,刘杰为处长。之后,改为第三十工厂第一分厂,有4个制造所,1500余员工。1949年6月,第三十工厂第一分厂与第三十一工厂合并。1949年9月,五十三兵工厂贵阳修械厂改称第三十兵工厂第二分厂。分厂在业务和行政上隶属于总厂。


南迁柳州的艰难历程

1949年2月,第三十工厂接到南迁柳州的命令,即遭到工人们的抵制。武汉行辕主任白崇禧派工兵连来厂拆卸机器,强行武装搬迁。工人派代表与厂方谈判,要求厂方给工人发路费、安家费,厂长推诿无法答复。工人代表到“华中剿总”请愿,为了达到迁厂目的,白崇禧给联合勤务部总司令郭忏致函,言及第三十工厂经费困难,请有关主管单位迅予核办。不久厂方发放路费,部分工人返乡,随厂迁柳员工2769人,机器850台、器材10000余吨。

兵工署派专列搬迁兵工厂。所谓的专列不过是除了几节闷罐车厢,其余都是在高边车厢上架起三角形屋梁,用铁皮瓦盖成人字形车顶以遮风挡雨。机器材料、男女老少、盆盆罐罐混杂在一起,找不到位置的人则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坐在闷罐车厢顶部甚至车轮间的空隙处,没有餐车、没有厕所、没有列车员,只有列车停下来添煤加水,大家才能下来解决吃喝拉撒问题,与其说是搬迁其实无异于大逃难。沿途限于车辆调度不畅及煤供应困难,在湖南衡阳、东安阻滞较长一段时间。直至5月,还有些机器材料和人员没迁移出来,厂长赵达致电兵工署请求成立“联合司令部兵工署三十兵工厂武阳汉保管处”以保管三十兵工厂在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的房屋、地产及一部分机料,电文发出没几天,武汉就解放了。第三十工厂的留守人员极其厂房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后勤军械部接管,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后勤军械部修械厂(即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303厂)。

中途停车的军用专列


迁柳后,第三十工厂安置在柳江南岸灯台山和蟠龙山之间原四十、四十二兵工厂旧址,两厂于1940年内迁四川、贵州。但当时却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立柳州高级工业学校(简称柳州高工)及资源委员会钨砂选炼厂分别使用。柳州高工被安排迁往沙塘。鉴于场地狭小,厂房不敷,第三十工厂在鸡喇修建分厂。

5月1日起,厂部暂租民族路54号办公。7月25日,才得以在蟠龙山柳州高工校舍处办公。当月,接兵工署命令工厂更名为第三十兵工厂,略去“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兵工署”字样。

第三十兵工厂关防


直至9月,柳州高工尚有部分房屋未能腾出。迁来员工大多居住在临时搭建竹棚草屋和树皮板房内。

由于战事吃紧,三十兵工厂不断接到上方催促恢复生产的命令。运达柳州的机、料只有百分之六十,还有3000余吨停滞在桂林一带车站。工厂开工需要500KVA的高压电,而柳州电力公司仅供给蟠龙山厂区20KVA,鸡喇厂区1KVA的电。厂长赵达多次与柳州电力公司交涉未果,只得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区督察专员公署、柳州警备司令部反映情况,希望地方部门能督促电力公司满足供电需求并严令柳州高工从速全部迁出。军工事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黄旭初、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区督察专员公署主任李品仙、柳州警备司令部司令马拨萃(兼)电令柳州电力公司为三十兵工厂解决电力问题。

此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柳州电力公司之前购买的变压器无法运回,本市的变压器均超过负载无法移用。经多方联系,从广州电厂借回2台25KVA变压器。10月初,柳州电力公司在蟠龙山厂区装了3台变压器,再加上三十兵工厂自备的一台,也只能达到155KVA。

正当厂长赵达为场地,为用电与地方频频交涉,并安排工厂在有限的条件下部分复工时,却接到调任他处的命令。11月,二十兵工厂副厂长解晋到柳接任赵达职务。解晋到任仅十余日,尚未找到合适的住处,柳州就解放了。


接管整合后重生

1949年11月25日晨,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39军115、152师快速进入柳州,驻厂军警和特务们争抢汽车逃窜。国民党工兵破坏队开着两辆汽车奉令前来炸毁工厂。工人们打开枪械库全副武装与炸厂工兵对峙,工兵们见状不妙,掉转车头逃走。当天上午,在柳州地下党员的带领下解放军小分队进驻工厂。12月15日,柳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代表吴其昌带领组员开始进行人员和物资的接管。此前,柳州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已设法获得该厂人员、物资、资金情况。除部分人员逃离,在册职工尚有1822名,眷属3036人,各式机器700余部,厂长解晋已离开,临时负责人为傅震雄。接管后厂名改称柳州三十兵工厂,隶属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工业部军工处领导。

解放之初,柳州的形势复杂,土匪、特务不时到厂区、家属区搞破坏活动。员工们来自全国各地,工厂长期不开工,柳州的物价不稳,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潜伏特务、坏份子不失时机地散布各种流言,搅得人心惶惶。军管会迅速摸清工厂各阶层人员情况,成立护厂队、纠察队与解放军警卫战士一同保护工厂。市委整风干部下厂加强宣传工作,开办训练班,组织各种学习,充分依靠工人阶级,进行民主改革。对散落在群众手中的枪支进行登记加以规范管理。及时给员工们发放工资,并支持他们自己种菜以渡难关。

柳州兵工厂员工参加集会活动

1950年6月,柳州三十兵工厂更名为柳州兵工厂,改隶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军工处。7月,工厂奉令调拨部分机器设备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后勤军械部修械所。8月抽调数百名职工到汉阳的新新工业公司(该公司于1950年11月迁湘潭,1951年8月更名为中南兵工局第三六四厂)。10月抽调400余人到武汉成立汉阳实验工厂(1951年8月更名为中央兵工总局第七六八厂)。11月,抽调少量职工到株洲兵工厂(1951年6月更名为中央兵工总局第二八二厂)。部分年纪较大的职工领取路费自愿请求回乡耕田,留在柳州的职工约800人。1951年4月,工厂奉令改为七四工厂,取消军事管制。8月,改名为中央兵工总局第八八四二九厂(简称八八四厂),厂长吴其昌。

八八四厂印鉴

工厂在调整整顿中开始筹划复工。1950年9月,柳州兵工厂接到为剿匪部队将八二迫击炮改装成平射炮的任务,尽管没有图样和尺寸参照,经过技术工人的苦心钻研,仅两个星期就攻克难关。1951年6月至1952年7月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八八四厂工人们加班加点生产手榴弹百万枚。职工们在新中国火热的生产建设中感受到深深的家国情怀,数月间就有55名职工加入中国共产党,80多名青年加入共青团,还有60多名积极分子。

1951年至1952年,工厂分别在蟠龙山厂区和鸡喇厂区修建30多栋职工宿舍,职工们刚从竹棚草屋和树皮木房搬入崭新的砖瓦房,却接到全厂迁往湖南湘潭的命令。


1952年7月下旬,中南兵工局所属兵工厂厂长联席会议决定将株洲二八二厂迁往湘潭,与湘潭三六四厂、汉阳七六八厂合并为新的二八二厂。株洲二八二厂大部分职工和厂房划归航空工业局,约70名生产六〇迫击炮弹的职工连同生产迫击炮弹的设备迁往湘潭。三厂合并后,共有职工约1400人。

1953年1月,柳州八八四厂奉二机部二局指示,迁往湘潭与二八二厂合并为国营二八二厂,年末迁移工作基本完毕。八八四厂柳州厂区的土地房屋移交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厅。八八四厂并入后,全厂职工增至2555名。至此,从柳州三十兵工厂分流出去的绝大部分人员、资产,在抗美援朝的大背景下,经历新中国初期兵工企业的大整合之后,重新在湘潭楠竹山相聚。





  • 主办单位:柳州市档案信息网

  • 热线电话:0772-2826726

  • 地址:柳州市三中路66号(市委大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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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兵工厂诞生及南迁柳州后接管重组始末

来源: 柳州市档案馆  |   发布日期: 2022-08-26 09:15    |  作者: 吴爱玲 刘可亮

三十兵工厂是民国时期一家大型兵工厂,其起源根脉交错,可以追索到济南兵工厂(1875年创办的山东机器局演变)、汉阳兵工厂(1890年创办)、巩县兵工厂(1915年创办)三家老牌兵工企业的基因谱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经变更,曾一分为四,之后又合四为一,成为中国兵企集团江南集团的主脉。由于兵工行业的隐蔽性和多变性,人们对它的来龙去脉的认识一直较为模糊。

三十兵工厂谱系演变


由山东迁重庆三十兵工厂得名

七七事变,日军逼近济南。1937年9月,济南兵工厂1000余名职工在总务处长王纯儒的带领奉令迁往陕西西安。所有机器材料及工具等约计3000余吨,分装13列火车运陕。该厂迁西安后改称陕西第一兵工厂筹备处,处长为何庆澜。1938年3月,又奉令经汉入川。由于战火袭扰、军运频繁,历经周折,全部机料先抵汉口再经宜昌转重庆。9月全部运达,机器厂及办公厅设在重庆南岸王家沱。1939年1月,正式起用军政部兵工署第三十工厂名称,对外称济川公司,何庆澜辞职,李世琼接任厂长。南昌火工作业厂近百名职员及少数机料仪器药品等同时拨归并入,全厂职工兵夫共计2273人,主要生产手榴掸、掷榴筒、掷榴弹、缓燃导火线。

自1939年始,日机空袭频仍。为避空袭及扩大生产的需要,该厂还分别在大佛寺、茅溪一带征地设厂生产。这种一厂分三处工作的状况造成人力物力分散,第三十工厂特向兵工署申请扩编。1945年2月,李世琼升制造司副司长,赵达接任厂长。1946年,第三十工厂有官佐422人、工人2600人、士兵546人、役差35人,共计3603人。

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兵工署第三十兵工厂关防


由重庆往武汉接管第十一工厂

第十一工厂是抗战期间兵工企业多次迁移整合由巩县兵工厂、汉阳兵工厂的各一部分组合而成,先后在湖南烟溪、辰溪、沅陵设厂。厂长李侍深是中国著名的兵器制造专家,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中他带领全厂员工想方设法坚持生产,并不断改进武器性能,所制炮弹、枪弹、轻重机枪、信号弹、手榴弹等产品源源供应抗战前线。员工最多时超过万人,抗战胜利后,裁减员工,留用3700余人。李侍深因担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驻日接受赔偿总代表离开第十一工厂,宋建寅接任厂长。

第十一工厂在湖南辰溪山洞中生产情景


1946年6月,该厂奉令迁武汉,改称第十一兵工总厂,全厂10个制造所。1948年2月,兵工署训令,第十一工厂除辰溪子弹厂仍归十一工厂外,其余武汉部分土地、房屋、机器、设备、工具、材料、半成品、简册、案卷、现金、交通器材以及一切家俱、用品等项,悉数就地移交第三十工厂接管,工人继续留用。3月,第三十工厂厂长赵达带领一批人员由重庆到武汉接管第十一工厂。第十一工厂厂长宋建寅带领一批人员去湖南株洲董家段建立新厂(该厂1949年5月迁海南,1950年3月迁台湾)。

第三十工厂武汉厂房

第三十工厂还在武汉金口镇、右旗两处筹建新厂,拟将重庆厂部迁到此地,已建成两个车间,计划尚未实施到位,解放军已逼近武汉,第三十工厂接令迁移。除汉阳第六制造所迁武昌更名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兵工署第三十工厂武昌修造处外,其余各部全部迁往广西柳州。

原重庆厂部先设第三十工厂重庆制造处,刘杰为处长。之后,改为第三十工厂第一分厂,有4个制造所,1500余员工。1949年6月,第三十工厂第一分厂与第三十一工厂合并。1949年9月,五十三兵工厂贵阳修械厂改称第三十兵工厂第二分厂。分厂在业务和行政上隶属于总厂。


南迁柳州的艰难历程

1949年2月,第三十工厂接到南迁柳州的命令,即遭到工人们的抵制。武汉行辕主任白崇禧派工兵连来厂拆卸机器,强行武装搬迁。工人派代表与厂方谈判,要求厂方给工人发路费、安家费,厂长推诿无法答复。工人代表到“华中剿总”请愿,为了达到迁厂目的,白崇禧给联合勤务部总司令郭忏致函,言及第三十工厂经费困难,请有关主管单位迅予核办。不久厂方发放路费,部分工人返乡,随厂迁柳员工2769人,机器850台、器材10000余吨。

兵工署派专列搬迁兵工厂。所谓的专列不过是除了几节闷罐车厢,其余都是在高边车厢上架起三角形屋梁,用铁皮瓦盖成人字形车顶以遮风挡雨。机器材料、男女老少、盆盆罐罐混杂在一起,找不到位置的人则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坐在闷罐车厢顶部甚至车轮间的空隙处,没有餐车、没有厕所、没有列车员,只有列车停下来添煤加水,大家才能下来解决吃喝拉撒问题,与其说是搬迁其实无异于大逃难。沿途限于车辆调度不畅及煤供应困难,在湖南衡阳、东安阻滞较长一段时间。直至5月,还有些机器材料和人员没迁移出来,厂长赵达致电兵工署请求成立“联合司令部兵工署三十兵工厂武阳汉保管处”以保管三十兵工厂在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的房屋、地产及一部分机料,电文发出没几天,武汉就解放了。第三十工厂的留守人员极其厂房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后勤军械部接管,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后勤军械部修械厂(即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303厂)。

中途停车的军用专列


迁柳后,第三十工厂安置在柳江南岸灯台山和蟠龙山之间原四十、四十二兵工厂旧址,两厂于1940年内迁四川、贵州。但当时却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立柳州高级工业学校(简称柳州高工)及资源委员会钨砂选炼厂分别使用。柳州高工被安排迁往沙塘。鉴于场地狭小,厂房不敷,第三十工厂在鸡喇修建分厂。

5月1日起,厂部暂租民族路54号办公。7月25日,才得以在蟠龙山柳州高工校舍处办公。当月,接兵工署命令工厂更名为第三十兵工厂,略去“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兵工署”字样。

第三十兵工厂关防


直至9月,柳州高工尚有部分房屋未能腾出。迁来员工大多居住在临时搭建竹棚草屋和树皮板房内。

由于战事吃紧,三十兵工厂不断接到上方催促恢复生产的命令。运达柳州的机、料只有百分之六十,还有3000余吨停滞在桂林一带车站。工厂开工需要500KVA的高压电,而柳州电力公司仅供给蟠龙山厂区20KVA,鸡喇厂区1KVA的电。厂长赵达多次与柳州电力公司交涉未果,只得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区督察专员公署、柳州警备司令部反映情况,希望地方部门能督促电力公司满足供电需求并严令柳州高工从速全部迁出。军工事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黄旭初、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区督察专员公署主任李品仙、柳州警备司令部司令马拨萃(兼)电令柳州电力公司为三十兵工厂解决电力问题。

此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柳州电力公司之前购买的变压器无法运回,本市的变压器均超过负载无法移用。经多方联系,从广州电厂借回2台25KVA变压器。10月初,柳州电力公司在蟠龙山厂区装了3台变压器,再加上三十兵工厂自备的一台,也只能达到155KVA。

正当厂长赵达为场地,为用电与地方频频交涉,并安排工厂在有限的条件下部分复工时,却接到调任他处的命令。11月,二十兵工厂副厂长解晋到柳接任赵达职务。解晋到任仅十余日,尚未找到合适的住处,柳州就解放了。


接管整合后重生

1949年11月25日晨,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39军115、152师快速进入柳州,驻厂军警和特务们争抢汽车逃窜。国民党工兵破坏队开着两辆汽车奉令前来炸毁工厂。工人们打开枪械库全副武装与炸厂工兵对峙,工兵们见状不妙,掉转车头逃走。当天上午,在柳州地下党员的带领下解放军小分队进驻工厂。12月15日,柳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代表吴其昌带领组员开始进行人员和物资的接管。此前,柳州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已设法获得该厂人员、物资、资金情况。除部分人员逃离,在册职工尚有1822名,眷属3036人,各式机器700余部,厂长解晋已离开,临时负责人为傅震雄。接管后厂名改称柳州三十兵工厂,隶属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工业部军工处领导。

解放之初,柳州的形势复杂,土匪、特务不时到厂区、家属区搞破坏活动。员工们来自全国各地,工厂长期不开工,柳州的物价不稳,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潜伏特务、坏份子不失时机地散布各种流言,搅得人心惶惶。军管会迅速摸清工厂各阶层人员情况,成立护厂队、纠察队与解放军警卫战士一同保护工厂。市委整风干部下厂加强宣传工作,开办训练班,组织各种学习,充分依靠工人阶级,进行民主改革。对散落在群众手中的枪支进行登记加以规范管理。及时给员工们发放工资,并支持他们自己种菜以渡难关。

柳州兵工厂员工参加集会活动

1950年6月,柳州三十兵工厂更名为柳州兵工厂,改隶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军工处。7月,工厂奉令调拨部分机器设备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后勤军械部修械所。8月抽调数百名职工到汉阳的新新工业公司(该公司于1950年11月迁湘潭,1951年8月更名为中南兵工局第三六四厂)。10月抽调400余人到武汉成立汉阳实验工厂(1951年8月更名为中央兵工总局第七六八厂)。11月,抽调少量职工到株洲兵工厂(1951年6月更名为中央兵工总局第二八二厂)。部分年纪较大的职工领取路费自愿请求回乡耕田,留在柳州的职工约800人。1951年4月,工厂奉令改为七四工厂,取消军事管制。8月,改名为中央兵工总局第八八四二九厂(简称八八四厂),厂长吴其昌。

八八四厂印鉴

工厂在调整整顿中开始筹划复工。1950年9月,柳州兵工厂接到为剿匪部队将八二迫击炮改装成平射炮的任务,尽管没有图样和尺寸参照,经过技术工人的苦心钻研,仅两个星期就攻克难关。1951年6月至1952年7月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八八四厂工人们加班加点生产手榴弹百万枚。职工们在新中国火热的生产建设中感受到深深的家国情怀,数月间就有55名职工加入中国共产党,80多名青年加入共青团,还有60多名积极分子。

1951年至1952年,工厂分别在蟠龙山厂区和鸡喇厂区修建30多栋职工宿舍,职工们刚从竹棚草屋和树皮木房搬入崭新的砖瓦房,却接到全厂迁往湖南湘潭的命令。


1952年7月下旬,中南兵工局所属兵工厂厂长联席会议决定将株洲二八二厂迁往湘潭,与湘潭三六四厂、汉阳七六八厂合并为新的二八二厂。株洲二八二厂大部分职工和厂房划归航空工业局,约70名生产六〇迫击炮弹的职工连同生产迫击炮弹的设备迁往湘潭。三厂合并后,共有职工约1400人。

1953年1月,柳州八八四厂奉二机部二局指示,迁往湘潭与二八二厂合并为国营二八二厂,年末迁移工作基本完毕。八八四厂柳州厂区的土地房屋移交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厅。八八四厂并入后,全厂职工增至2555名。至此,从柳州三十兵工厂分流出去的绝大部分人员、资产,在抗美援朝的大背景下,经历新中国初期兵工企业的大整合之后,重新在湘潭楠竹山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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