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江，193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夏受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以下简称“香港分局”）和中共云南省工委指派，奔赴位于滇、桂、黔三省边界的云南省罗平县，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先后担任中共罗盘地委副书记、滇桂黔边区党委候补执行委员，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二支队（以下简称“第二支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后改称滇桂黔边纵队）罗盘区指挥部指挥员、滇桂黔边纵队第三（罗盘）支队（以下简称“罗盘支队”）司令员。他对党忠诚，呕心沥血，为推进罗盘区的解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1950年5月后，杨江历任中共文山地委书记、武定地委书记、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等职，致力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成效彰显。

杨江档案图片（1951年摄于云南文山。广西档案馆提供）

负笈桂林求新知

杨江（1911—1991），原名路家元，汉族，1911年12月20日出生于广西省融县新寨村（今融水苗族自治县融水镇古鼎村新寨屯）一个农民家庭，入学时取名路伟良，1947年夏转移到香港后相继改名或化名杨江、陆子明、广羊等。

融水苗族自治县融水镇古鼎村新寨屯杨江故居（摄于2021年）

杨江一家在祖父路先启这一代家境尚好，到了父亲路业余（路子筠）这一辈家道逐渐中落。1920年，父亲在桂林遇害，继而祖母去世。母亲胡翠云系县城一个摊贩的女儿，农耕之余，从事贩米生意，勉强维持一家生活，每年青黄不接时，仍需借债度日。杨江系家中长子，有1个弟弟路伟琛和2个妹妹路伟芬、路伟苍。

杨江6岁左右入私塾读书，1926年春在融县小学高小毕业后，无钱升学。为了替母亲分忧，年仅14岁的杨江到偏远的融县中区林安团培科村（今融水苗族自治县安太乡林洞村培科屯。“团”相当于后来的乡）林安小学教书。该校地处苗族聚居的山区，是林安团第一所公立初小，后改称林洞小学。1年后，他转到融县小学当文书。1928年春，在姑母路雪英的资助下，杨江考入融县初级中学（今融水苗族自治县中学），与莫一凡、路璋、路志云等为五班同学。课余时间，他爱读古典小说和五四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学作品，开始接触进步思想。三年初中毕业后，杨江到位于融县北区浮石圩的安石小学(今融安县浮石镇中心小学）任教。

1932年夏，杨江筹措路费与路璋前往桂林，报考新开办的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考取后，杨江因病休学1年，1933年秋入学，属广西师专二届学生。广西师专校址设在桂林南郊雁山园，中共早期党员、著名学者杨东莼任校长，生活指导主任朱克靖和教师薛暮桥、杨潮等均是中共党员。他们团结其他进步教师，引导、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政治觉悟，使广西师专成为当时国统区一所新型的民主进步学校。入学后，杨江如饥似渴地阅读政治经济学、社会进化史、辩证唯物论等书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他与同届同乡陶保桓志同道合，交往密切。1935年间，他们两次结伴深入桂北黔南数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1944年5月，杨江据此写成长篇调查报告《桂北黔南苗傜（瑶）各部族的经济生活》在《旅行杂志》第十八卷第五期发表。

                    陶保桓烈士                    《桂北黔南苗傜各部族的经济生活》首页       

1935年冬，在杨潮的指导下，陶保桓、杨江等进步学生骨干秘密组建全校学生进步力量的核心组织——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制定同盟组织的纲领。第二年秋，同盟改称抗日反法西斯同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1936年6月爆发“两广事变”，白崇禧接受中共党员谢和赓“组织学生军开展抗日宣传和防蒋防奸工作”的建议，号召广西初中以上学校的青年学生参加学生军。广西师专等学校学生爱国热情高涨，志愿赴南宁报名参加学生军。6月27日，由广西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和广西师专学生发起组织的“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广西抗日救国学生军”（史称第一届广西学生军）在南宁召开成立大会暨誓师典礼。杨江参加典礼后，与广西师专六班蒙贤徵带领1支宣传小队前往灌阳县文市等地，深入乡村开展抗日反蒋宣传活动。

同年9月，“两广事变”结束，第一届广西学生军解散，杨江被分配到设在南宁的广西民团干部学校任教官。11月上旬，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在贵县三里乡罗村（今贵港市覃塘区三里镇三里社区罗村）召开，经中共党员、同学郭英布介绍，大会批准杨江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同月，由中共广西省军团书记刘敦安指定，杨江任中共广西民团干部学校总支书记。总支下设本省籍党员支部、外省籍党员支部两个支部，杨江兼本省籍党员支部书记。在刘敦安领导下，杨江与张镇道、麦世法等地下党员一道，发展积极分子入党，增强党的力量；通过讲课、出版进步刊物等形式，向学员、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1937年5月，杨江担任中共广西省军团联络工作，负责接待安置各地党组织、地下武装来邕工作人员。

辗转多地促抗战

1937年9月下旬，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同年底至抗战胜利，杨江相继在象县国民中学（今象州县初级中学）、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以下简称“地干校”）、广西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以下简称“省训团”）、贺县中学（今贺州第四高中）担任教学或基层干部训练工作，积极推动全民抗战。其间，他挥毫赋诗：“雪耻图强寄此身，中原滚滚尽倭尘。炼成十万青霜剑，东渡扶桑破贼门。”抒发投身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豪情斗志。

贺县中学旧址一角

1937年12月，应象县国民中学校长、广西师专一届同学张镇国邀请，杨江到该校任教。他和此前已在此工作的妻子、中共党员袁秀文一起，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教育，指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激发他们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热情。1938年11月，韦纯束、韦章平等20余名学生投笔从戎，参加第三届广西学生军。

1939年五六月间，经原广西师专校长、时任地干校教育长杨东莼保荐，杨江到设于桂林东郊天圣山的地干校任第一期小组指导员。该校名义上由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兼任校长，实际工作由杨东莼全权主持，中共党员被安排到各部门重要岗位，掌握了学校行政、教学、训练等主要阵地。校内设有两个中共支部：一个是由周钢鸣任书记的外省党员支部，隶属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领导；一个是省内党员支部，先后由张海鳌、杨江任书记，属中共广西省工委领导，党员人数达70余人。1939年冬，杨江任地干校战地服务团团长，率110余名团员开赴桂南抗战前线，动员民众支前，组织民工为部队运送粮草、弹药，救治伤兵，募捐慰劳前线官兵，协助部队打扫战场、收容俘虏，配合日本反战同盟领导人鹿地亘向日军作反战宣传，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两个月后，杨江返校任第三期小组指导员兼办公室主任。

1940年底，地干校由省训团接管而停办。此后，杨江调任省训团训导处训练股股长。原中共省训团支部书记黄骏如撤离后，他接任书记。在省训团期间，杨江曾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先后撰写并发表《论训练实施中的执行问题》《论考选基层干部之训练问题》《训练工作中的经验改造与作风培养问题》等10余篇论文，获得兼省训团主任黄旭初的赞赏，黄旭初拨给专款，准备印刷杨江的文章。1942年7月，桂林发生“七九”事件，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及多地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杨江的身份没有暴露，但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暂时中断。

1944年春（一说1943年秋），经广西师专同学汤有雁、省教育厅厅长黄朴心推荐，杨江被省政府任命为贺县中学校长。他上任后，陆续聘请陈贞娴、肖敏颂、曹国智、冯娱修、成庆生等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任教。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先后派吴赞之、韦立仁、粟稔到校与杨江联系，为其恢复组织关系，布置开展抗战宣传和统战工作。杨江团结进步教师，运用出墙报、演讲、演话剧等形式，对师生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教育，培养和教育了一批进步青年。他筹划一旦贺县沦陷，便组织学生开展敌后游击斗争。

钱兴

在广西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杨江关心爱护师生，努力改善办学条件，给师生们留下深刻印象。1944年冬，贺县政府发布紧急疏散令，肖敏颂、曹国智夫妇人地生疏，杨江安排他俩携带孩子，疏散到里松乡（今贺州市八步区里松镇）陈贞娴家中暂住。2000年7月，原贺县中学学生、杂文家林颂葵（笔名牧惠）在《贺中校友》第23期发表的《从马鼻角到瑞云山下》一文中写道：“有一学期，他（杨江）兼我们班的导师。按那时的规矩，我们每天都得写一份日记让导师审阅。天性淘气又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不时在日记里写些对地方政府和国民党、三青团大不敬的牢骚。路校长（杨江）特地叫我到他宿舍谈话，严肃地批评我不该在日记里胡说八道：‘以后有什么想法，找我当面谈！’……在极困难的条件下，路校长筹款建了一座教学楼，同时动员全体师生四出拣砖头，由老师亲自设计，师生一齐动手，盖起一座‘师生科学馆’。科学馆中间是阅览室，一边是试验室，（另）一边是图书馆。”

书生从戎担使命

1945年秋，杨江辞去贺县中学校长职务，前往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今桂林师范学院，以下简称“桂师”）任教。该校教师钱渭川、李文松、屠天侠、张镇道、罗培元、宋奋扬等多人都是中共党员。不久，钱兴与杨江联系，指定由张镇道组建中共桂师教工支部并任支部书记。

同年底，杨江转往柳州中学任高中部教师；次年春，调任省立全州初级中学校长。1947年初，国民党地方当局加紧迫害进步文化人士，受钱兴委托，张镇道约杨江到桂林谈话，通知杨江如果没有过硬的后台保护，就坚决撤出广西。四五月间，杨江辞去校长职务，赴重庆乡村建设学院任讲师兼注册主任。6月1日，该校一批进步师生因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杨江会同进步教师家属、留校学生组织营救活动。1个月后，被捕师生获释，杨江却被校方辞退。

7月，杨江转移到香港，通过粟稔找到钱兴。这时，中共广西省工委撤销，钱兴转任中共粤桂湘边区工委副书记、边区人民解放军副政委。钱兴将杨江的组织关系转给香港分局，分局指定杨德华负责联系杨江。杨德华，原名杨必声，又名杨萍，原广西师专军训大队长，那时正在做国民党元老李济深的统战工作。奉李济深之命，原国民党第七战区第四挺进纵队参谋室主任杨遂良在广东蒋管区从事反蒋策反活动，他找到抗战时期战友朱骥、吴滔，鼓动他们举行武装起义。

1947年8月中旬，国民党番禺县（今广州市番禺区）警察局督察兼第一大队大队长朱骥率第一警察中队七八十人，与杨遂良、吴滔分别带领的农民武装在增城县（今广州市增城区）灵山洞会合，宣布起义，番号改为华南纵队自卫军，杨遂良、朱骥分任司令、参谋长。杨江、宋奋扬随即被杨德华派遣，以李济深的特派员身份，前往起义部队工作。他们随同自卫军转战禺北、增城、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三水、四会、广宁、清远等地，袭击国民党多个区、乡公所和粮仓，将3万斤粮食分给农民。国民党广东省当局调集地方武装1000余人，沿途追赶截击。经杨江、宋奋扬以及地方党组织耐心的思想引导，无根据地依托的部队官兵一致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2月底，杨江回香港汇报工作，宋奋扬一直留在部队。后来，这支起义部队相继编入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北支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三支队。

回到香港后，杨江在起义部队富有成效的工作获得杨德华表扬。他接着参加香港分局举办为期1个月的训练班，重点学习古田会议精神，总结广东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明确下一步大搞武装斗争的意义、任务和做法。通过4个月的游击战实践锻炼和训练班学习，杨江学会了射击、行军、打仗，初步领会了游击战术要领，充分认识到开展武装斗争必须广泛发动农民群众，建立稳固的农村根据地。

滇桂黔边展旌旗

1948年2月，香港分局组成一个杨江为组长、罗培元为副组长、杨明为组员的云南工作小组，分批进入云南，调查云南党组织领导的武装斗争状况。经到昆明、建水等地调研，他们发现云南地下党力量很大，便由罗培元回香港向香港分局书记方方汇报，建议将他们的组织关系转入云南党组织。5月，香港分局派中共桂滇边工委委员郑敦到昆明，将杨江的组织关系交给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郑伯克根据香港分局的指示和杨江的意愿，将他安排到罗平县工作。此前，云南省工委委员刘清已到罗平，以罗平中学教师身份为掩护，领导罗平及附近地区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

6月11日，乔装为医生的杨江到达罗平县钟山乡，传达云南省工委的决定，将罗平4个游击大队编为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二支队，杨江、刘清分任司令员、政委。恰值罗平党组织在钟山乡清水河举办干部培训班，新来乍到的杨江负责讲授军事课，内容包括侦察、旗号联络、行军常识、部队纪律、通讯、怎样打击敌人、如何对待友军和俘虏等，让学员增长了军事知识。9月，在粉碎敌人对钟山、板桥的围攻之后，刘清、杨江在钟山乡鲁邑村主持召开干部整风会议。会上，杨江作《怎样搞武装斗争》《对民变武装如何领导》等报告，强调坚定必胜的信心，放手发动群众，建立一支党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共曲靖地方史第一卷（1926—1950）》评价：“罗平党组织的鲁邑整风会议，达到了认清形势、提高思想、统一认识、明确方向、坚定信心、鼓舞斗志的目的，为后来罗盘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会后，桂滇边工委（1949年7月与云南省工委合并，成立滇桂黔边区党委）派杨德华到罗平县钟山乡鲁邑村，传达香港分局的指示，成立中共罗盘地委，刘清任书记，杨江任副书记兼军事部长，统一领导云南罗平、师宗、平彝（今富源）三县和滇桂黔边境地区的武装斗争。罗盘地委成立后，安排党员干部深入农村，通过组织农会、妇女会、弟兄会、姊妹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进而有步骤地建立党领导下的三级武装制：在群众中有民兵，民兵之上有地方部队，最上层是主力团。在武装斗争中，逐步将游击区建成根据地，不断扩大根据地范围。

1948年9月，罗盘地委在罗平县钟山乡鲁邑村成立。图为今鲁邑村一角

1949年1月中旬，国民党第二十六军一九三师五七九团两个营进占解放不久的罗平县城，另两个营进驻师宗县城作后应。罗盘地委调集第二支队部分武装和民兵2000余人，将敌军围困于罗平县城。杨江审时度势，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率第二支队一部挺进罗平北部地区，首先攻克罗平县块泽乡公所，缴获步手枪77支；进而攻占桃园乡法本村（今属富乐镇），活捉“北路诸侯”念金阶，瓦解其部。接着，乘胜进军平彝县十八连山区，在当地游击队配合下，摧毁国民党乡、镇政权，建立敬伍乡（今属富源县十八连山镇）、富源乡（今富源县老厂镇）和平黄镇（今富源县黄泥河镇）3个乡镇人民政权，组建十八连山区主力团，使平彝南部地区与罗平根据地连成一片。

2月14日，被围于罗平县城之敌由于粮秣断绝，被迫弃城逃窜，随后罗平全境解放。

3月上旬，桂滇黔边纵队（7月改称滇桂黔边纵队）罗盘区指挥部在罗平县板桥镇成立，杨江任指挥员，刘清任政委，统一指挥罗盘区的武装部队。同年5月，罗盘区武装部队正式改编为桂滇黔边纵队第三（罗盘）支队，杨江、刘清分任罗盘支队司令员、政委。

罗盘支队司令部驻罗平县板桥旧址（中共罗平县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为了策应黔西南反蒋武装斗争，杨江率第二支队直属5个大队由板桥沿滇黔边界，进军兴义县（今兴义市）西部。4月3日，进至滇黔交界黄泥河畔的江底村时，在钟山乡地下党之前工作的基础上，争取国民党兴仁专署保警大队第四中队50余人携轻机枪1挺、步手枪54支起义，继而乘胜攻克兴义县佳克乡（今属兴义市乌沙镇）军事据点，缴获手榴弹100余箱，开仓济贫，随即转入平彝县平黄镇，与贵州保安团相隔一条黄泥河对峙。4月13日下午，第二支队遭到贵州保安团突袭，杨江沉着指挥，命令第一大队占领桥头阵地，阻击过河之敌，第三大队抢占五里坡制高点，掩护其他大队沿坡撤退，经数小时激战，随着夜幕降临，敌军不敢再战，此役即黄泥河战斗。

6月，国民党组织“三省联防”，对罗盘区进行“围剿”。贵州调集4个保安团，在北起盘县、南至兴义的滇黔交界处沿线布防；广西调集两个团，在与云南交界的西林、西隆(今隆林各族自治县)沿南盘江设防；云南的第二十六军一九三师师长石补天率3个团及部分保安团队，从泸西、陆良、曲靖分三路进攻罗盘区。桂滇黔边纵队司令员庄田率第一、第二支队转往外线牵制敌军。杨江、刘清率罗盘支队3000余人坚持内线作战，并组织各村寨实行空室清野。杨江指挥第二十一团在张口洞、阿金者一线阻击敌军，毙伤敌30余人；组织第二十二团利用撒背笼的险要地形伏击敌军，毙伤敌210余人；布置罗平县基层民兵到处袭扰敌人。最终，敌人的“围剿”以失败告终。此后，罗盘地委按照“全面发展，重点巩固，配合南下解放大军解放西南”的方针，制定了《贵州工作问题提纲》，集中力量向黔西、黔西南和桂西发展。

在组织武装斗争的过程中，杨江因地制宜对指战员进行作战技能训练和指导。鉴于钟山乡革命武装是刚集中起来的农民，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他便利用战斗间隙，带领部队实地练习行军、宿营、放哨，现场讲解如何利用地形地物隐蔽自己，杀伤敌人。

1950年2月5日，杨江率罗盘支队一部与第四野战军四兵团十四军在贵州兴义县城胜利会师。2月14日，陈赓、宋任穷率四兵团机关和直属部队，由贵州安龙到达罗平，次日与罗盘区党政军民举行盛大的迎军会师大会，四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在向罗盘区指挥部赠送的锦旗上这样写道：“由于你们坚持苦斗，使党的旗帜永远在滇桂黔边区飘扬！”

1950年2月5日，杨江（左）与第四兵团十四军军长李成芳在贵州兴义会师大会上
（中共曲靖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1950年3月，随着三省的相继解放和滇桂黔边区党委、滇桂黔边纵队的撤销，罗盘地委、罗盘支队光荣地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据《滇桂黔边区罗盘区党史资料》记载，解放战争时期，罗盘支队发展到一支拥有15400余人的革命武装，开辟了滇桂黔三省边境地区13个县、区的游击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进行较大战斗45次，歼敌2729人，俘敌2983人，瓦解敌军和叛匪6000余人，缴获电台5部、八二迫击炮和六〇炮7门、机枪163挺、长短枪4000余支、手榴弹5000余枚、子弹6.43万余发，以及大批军用物资，解放和进驻6座县城，争取敌军政人员起义1800余人。作为主要军事指挥员，杨江在其中发挥了显著作用。

回归教坛育新人

1950年5月，杨江调任中共文山地委书记、文山边防区司令员兼政委，积极做好文山专区（今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各级党组织建设、政权组建、剿匪等工作。1951年11月，杨江改任武定地委书记兼武定军分区政委，他认真贯彻云南省委指示，对汉族、少数民族地区分别采取逐步试点、逐步铺开的做法，稳妥地推进武定专区（后并入楚雄专区，今属楚雄彝族自治州）土地改革。

1952年10月，杨江奉调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先后任劳动工资司副司长、司长。5年间，他大半时间都在下属企业调研，了解所属企业生产活动、工资福利、劳动安全等情况。他借鉴苏联的工资模式，拟定部属企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工资标准，建议在所属各企业适机建立奖励及计件工资制度。1957年春夏，杨江率工作组到上海机床厂开展试点工作。7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上海市委领导陪同下视察该厂。7月12日，杨江在给妻子张世伟（前妻早逝，1949年12月在罗平再婚）的信中写到，毛主席到厂参观，职工们欢喜若狂！这个月的生产劲头一定是十足的。

1957年9月，根据组织安排，杨江调回广西，担任广西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广西师院的前身即广西师专，他毕业于广西师专，后来长期以教师、中学校长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如今重归校园，主持党务工作，与母校渊源颇深。杨江与同时上任的学院党委委员、院长张云莹紧密配合，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强化师生思想政治工作，努力扩大办学规模，提高教学质量。1958年，学院党委相继制订了《关于加强党的领导和改进党员思想作风的几项措施》《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务委员会负责制领导体制的试行方案》，加强对教学、科学研究、劳动生产、行政管理等方面的领导，努力把学院建成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高等师范学院。党建工作成为学院的重点工作之一，学生党员人数成倍增加，党的组织持续壮大和发展，成为学院建设的坚强力量。1960年2月8日，杨江向全院师生员工传达自治区文教书记会议精神，提出要“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获得热烈响应。杨江十分注重调动骨干教师的教学、科研积极性。他坚持人尽其才的原则，合理使用部分民国时期成名的知名教授、专家学者，导致后来在“文革”期间受到批判。

1958年春，杨江（第二排右二）、张云莹（第二排右三）与广西师院学生合影（杨小肃提供）

杨江在广西师范学院大礼堂召开的会议上作报告（广西师范大学档案馆提供）

在杨江、张云莹的主导下，学院加强基础理论课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确保基础理论课的系统性和完整性，重视学生实验、实习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调整课程设置，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安排课程，恢复中学教材教法和心理学等课程；先后增设外语、政治、地理和生物等系，使学院由原来的5个系发展至9个系，在校生规模由1956年的1754人，至1961年一度达到2962人。在全校学生中，逐步形成好学深思、勤学苦练的优良学风，品学兼优的优秀学生不断涌现。1958年，学院创办函授教育，开始招收函授学员，是当时全国举办高等函授教育较早的普通高校之一，到1965年，开设中文、数学、物理、化学4个专业函授教育，函授人数持续增长，助力提升全区中学在职师资的教学水平。《广西师范大学简史》称赞杨江“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为学院的建设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山高水长风范存

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杨江蒙冤受屈，屡遭批斗，继而下放校办工厂劳动。“文革”后期，他受到党内留党察看两年、行政工资由10级降为12级、仅安排为中文系办公室普通干部等不公正待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之前强加给杨江的种种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被逐一推倒，他得以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1982年8月，在当了3年多学院顾问之后，由于年老体衰，他办理了离休手续。1991年5月2日，杨江在桂林病逝，享年80岁。

杨江历经半个多世纪颇具传奇色彩的革命生涯，其身上展现的优秀品德与风范堪称楷模，赢得战友、同事、学生的普遍敬重。

杨江对党忠诚，乐于奉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历经“七九”事件和战火的考验，因特殊情况多次失去与党组织的联系，他的革命信念始终坚定不移，随时听从党的召唤，赴汤蹈火，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可贵的贡献。1950年以后，他兢兢业业，勤奋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上出色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他不顾年老体衰，撰写的《我所了解的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回忆在贺中的地下斗争生活》《我是怎样来云南的》以及与人合作发表的《滇桂黔边区罗盘区武装斗争回忆》等回忆文章，是研究广西地方党史、罗盘区革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改革开放初期的杨江（杨小肃提供）

杨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解放战争时期，他带领部队行动，处处以身作则，在关键时刻身先士卒，置个人生死于度外。1949年4月，第二支队在平彝县平黄镇突遭贵州保安团袭击，两名机枪手阵亡，杨江亲自端起机枪向敌人猛烈射击，掩护部队成功突围。事后，他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深刻作自我批评，对在战斗中表现惊惶失措的个别人也未过多苛求指责，而是帮他们剖析原因，使其接受教训，放下包袱，精神饱满地投入新的战斗。

他为人厚道，关心他人。在罗盘区，杨江既是支队司令员，又是一名医生，常为群众和战士看病，救死扶伤。他没有丝毫的领导架子，对来自不同地区的干部一视同仁，同群众和指战员打成一片，大家都愿意和他谈话交心，亲切地称他为“老广羊”同志。他一生关切、爱护部属及学生的事例数不胜数。1948年夏，受第二支队第三大队教导员段一芳指派，伍方从大队驻地罗平县龙岗乡前往板桥镇向刘清、杨江汇报工作。准备返程时，杨江检查伍方的手枪后叮嘱：“你一个人上路，要把子弹顶上膛，这样遇到敌人打你的埋伏时，才能迅速还击。”如此细致、周到的关怀，让伍方终身难忘。1957年秋，广西师院中文系54级女生陈葆珍在桂林的一所医院治疗，马虎的医生在手术时竟少缝了1针，导致陈葆珍术后大出血，生命危殆，急需输血抢救，重新补缝伤口。而输血费用必须由个人承担，陪护她的男友、数学系54级学生赵天宇情急之下赶回学院，找到党委书记杨江求助。杨江二话不说，当即掏出72元现金递给赵天宇，并嘱咐：“你告诉医生，如果陈葆珍病情有危急，请马上通知我。”40余年后，已成为美国著名华文作家的陈葆珍与当年的老师贺祥麟谈起这段往事，仍非常感激杨江的热情关爱和救命之恩。

他注重团结，富于协作精神。在罗盘区，刘清是地委书记、支队政委，杨江是地委副书记、支队司令员，他们互相尊重，彼此支持，工作上各有分工，又密切配合，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共同领导开创了全区武装斗争工作新局面。

杨江对曾经患难与共的战友饱含深情。1980年4月，原滇桂黔边纵队司令员、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庄田在桂林视察工作期间，前往广西师院看望杨江。久别重逢，欣喜之余，杨江写下诗作：“云贵高原烽火急，千山万水喜相逢。板桥驻跸留鸿迹，滇桂黔边花正红。”寄托对战火纷飞岁月的无限怀念之情。事后，他将诗句题写在与庄田合影相片的背面，寄赠原中共盘普工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彭安义等多位战友。1983年5月，杨江赴云南曲靖参加罗盘区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众多尚未落实政策的罗盘区老同志闻讯赶到曲靖，向刘清、杨江以及其他领导同志申诉在“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受的冤屈。会后，杨江等人回到罗平，等待接见的上访人员络绎不绝。面对一众老战友的如此境遇，杨江心情异常沉重。后来在与罗平县党政领导班子座谈时，杨江禁不住潸然泪下，泣不成声，恳切希望他们能设身处地体察革命战争年代环境的艰苦和情况的特殊，抓紧调查研究，早日妥善解决这些老战友反映的实际问题。1990年，重病中的杨江获悉融水县委、县政府为陶保桓烈士立碑，含悲赋诗《忆保桓同志》：“故园遥想忆当年，国破山河起狼烟。相思江畔明真理，碧云湖上识斧镰。同察民苦访苗寨，独斥凶顽感地天。铁旌有幸获忠骨，清清融水慰君前。”追忆陶保桓的革命历程和相互间的深厚情谊。

1980年4月，杨江与原滇桂黔边纵队司令员庄田（左）在桂林合影（杨小肃提供）

1983年5月，罗盘地区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第一次协作会议全体同志合影（前排左九为杨江）

杨江病逝后，原罗盘支队第二十一团政治处主任伍方抱病写成近4万字的《杨江与罗盘区》，缅怀杨江在罗盘区的革命事迹。1999年10月，刘清在为之所作的《序》中深情地写道：“杨江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那种诚挚热情的革命形象，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附：主要参考资料和作者信息

一、主要参考资料

1、路伟良（杨江）著：《南国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5。

2、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桂林文史资料——三十年代广西师专》，漓江出版社，1992.7。

3、中共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党在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漓江出版社，1993.5。

4、中共贺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红色贺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人物传》，广西人民出版社，2023.12。

5、贺州市中学校志编纂委员会编：《贺州市中学校志》，2001.3。

6、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军事志》，广州出版社，1995.12。

7、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云南历史第一卷（1926—1950）》，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9。

8、中共曲靖地委史志委员会等编：《滇桂黔边区罗盘区党史资料》，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11。

9、中共罗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罗平县党史资料汇编（1—6集）》，德宏民族出版社，2015.10。

10、罗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罗平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12。

11、中共富源县委史志工作委员会编：《富源县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1。

12、王枬、唐仁郭主编：《广西师范大学简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