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淹没在浩瀚的史料当中。比如，目前就很难找到四战区中共特支成员方兮的记载。好在她自己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我们的特别支部——战斗的熔炉》，从文章中可以捕捉到些许蛛丝马迹。

现在再读方兮这篇文章，只能说朴实无华，和其他特支成员的回忆文章完全不一样。但我被文章的内容深深震撼，这些革命前辈高大的形象和无私的精神与日月同辉。方兮曾想，革命成功后只做一个普通人民教师，事实上也是这样。

方兮，1937年10月参加战地服务队，1938年入党。担任过四战区中共特支的组织委员。1945年11月撤出战地服务队。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建材部硅酸盐学会副秘书长。

方兮（左一）与战友合影。 （资料照片）

1.一路向南

方兮在文章中写道，她是上海人，父亲是做苦力的。1935年，她开始做童工，因反对经理强奸两个女工一事被开除。1937年，她到中华女子职业中学半工半读，接受了启蒙教育，聆听了何香凝、史良等教师的课，思想进步，向往光明。其工作也由打扫卫生调到救护训练班，学习包扎、抢救等。她为了到前线救护伤员，学习很认真、刻苦。

当父亲和母亲知道她要和闺蜜吕璧如（洪冰）去参加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时，父亲态度倒不错，支持，但提醒有危险。而母亲却坚决反对，认为演戏是下等的职业。然而，母亲却拗不过她，最后还是同意了。文章说，她不会讲普通话，一口上海话。经过炮火的洗礼，战地服务队随部队从金华到武汉，再到韶关，后到柳州，一路向南。在金华时，她们演了一出《铁蹄下的上海》，队友彭朗因为演日本人演得太逼真，台下的一名国民党军官拔出手枪要打死彭朗，好在台下的演员及时制止。在武汉时，跟随左洪涛、吕璧如等见到邓颖超大姐。大姐和蔼可亲，鼓励和支持他们，这次见面，终生难忘。

1938年8月18日傍晚，是她生命最为重要的一天，她的夙愿终于实现。队友朱河康带她到驻地后山坡上，另一个叫张敬仁的同志在那里等待。张敬仁说：“今天，我们支部吸收方兮同志入党，我是监督人，河康是介绍人。”随即举手宣誓。这一晚，她心潮澎湃，不能成眠。这一幕，她铭刻在心，恪守誓言。她谦虚地认为自己有文化水平低、工作经验少、粗心等缺点，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做一个好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一生。

当时桂南战争尚未结束，张发奎将军要左洪涛抽调原战地服务队在柳人员组成宣慰团，由左任团长，代表他和战区长官部到上林、武鸣、宾阳前线进行宣传慰问工作。参加慰问的有孙慎、沈振黄、张明之、吕璧如、杨冶明、柳倩、黄凛、沈丹凤、常学和方兮等。

当宣慰团到达上林城郊时，只见道路旁有砍掉了腿的死牛，池塘里有漂着长头发的死者，有些茅房和瓦房里躺着被糟蹋蹂躏的小女孩和中年妇女。这种情景惨不忍睹，令人悲愤交集！国家的耻辱，民族的仇恨，深深地铭刻在队员的脑海中。敌人的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使本来就贫穷的村庄，现在几乎是一无所有了。

左洪涛同志召集大家开会商定：立即找县政府、区乡政府联系，分头去把民众动员回来，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和宣传慰问工作，揭露日寇、汉奸的罪行，发动群众积极支援军队驱除日寇，肃清汉奸，安定社会，恢复生产；同时，通过调查访问，会同县长、乡镇长把各种慰劳品发给真正受苦的贫苦民众。这次对军民的宣传慰问工作是做得比较深入、比较扎实的。

2.窑埠记忆

唐代诗人柳宗元有诗云：“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这个通津就是指柳州的窑埠了。这里，曾经是小镇村落，榕荫古渡，渔歌白帆，岁月静好。方兮做梦也没有想到，她的生命之舟会在这里停泊四年，并成为人生不可磨灭的记忆。

那是1940年初，原战地服务队大部分人员随同长官司令部来到了柳州。他们驻在柳江窑埠街后蟠龙山下。这里山清水秀，空气新鲜，这群“白皮红心”的革命者喜欢在河边漫步。从此，柳州留下了他们深深的足迹。

方兮在文章中回忆说，四战区成立特别党部时，张发奎兼任特派员，梁华盛兼任书记长，张就将中山室和邮电检查所划归他们管。孙慎、沈振黄、黄凛、郑黎亚、吕璧如、杨冶明、常学、沈丹凤和她分配在中山室；孙慎仍任特支书记，郑黎亚担任宣传委员，她任组织委员。在中山室成立了图书室、音乐组、戏剧组、美术组、体育组。买的图书很多，借书的、看书的，看黑板报和漫画墙报的，参加歌咏、戏剧和打球的人，都比在同乐会时多了很多；中山室的工作也比同乐会的工作更活跃、更多样、更扎实了。

那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事，由于自己鲁莽，差一点酿成大事故。有一次，方兮写了一篇文章在《柳州日报》上发表，题目叫《督导员》。文章的大意是说：这位“老爷”是某特别党部的一员“干将”，他看到这个单位的图书馆购置的图书种类庞杂，借书看书的人太多，惶惶不可终日，满脑子“赤色恐怖”。他吓得发抖了、发疯了，狂叫：“凡是红色封面的书，都要拿去烧光……”这篇短文主要是讽刺此人思想顽固，既反动又愚蠢，十分可笑、可恶、可耻！这篇短文发表后，引起了特别党部顽固分子的注意，他们连夜到《柳州日报》编辑部排字房找原稿，好在报社一位叫艾军的编辑将原稿烧了，编辑自己隐蔽了好几天。当时，《柳州日报》掌握在进步分子手上，这一风波随即得到平息。左洪涛同志为了这件事批评了她，说她写得太突出，不够含蓄、缺少技巧，容易给顽固分子抓辫子。

时光飞逝。1942年春，中共特支从战区政治部手上接办了窑埠街实验小学。当时分配到这所学校工作的有六个人，其中有大学生，如郑黎亚；有音专毕业生，如黄凛；有高中毕业生，如杨冶明、吕璧如、沈丹凤；而方兮只受过一些启蒙教育，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方兮当一年级班主任。由于经常进行文化和经验交流，所以她的知识水平、教育方法也有所提高和改进，后来她还兼过五、六年级的历史和地理课。由于教读进步的书籍，教唱进步的歌曲，高年级学生还排练过《生产大合唱》等进步歌剧，把政治部里的顽固分子忙坏了，他们向张发奎告状。张对他们说：“这群青年教师从小就是在我这里培养成长起来的，他们都是听从我的，什么‘左倾’、什么‘赤化’？你们休想压制、排挤我手下这几个文化兵！”这些家伙只得败退下来。学校基本上采用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社的方法进行教学。长官部参谋长吴石、副参谋长陈宝仓、军法执行总监吴仲禧等高级官员的孩子都在学校上学，有的还在这里寄宿。

1944年，日寇向桂柳进犯。党内外大批搞民主运动和文化工作的人士，纷纷从桂林撤退到柳州。其中有田汉、安娥、许幸之、葛琴、邵荃麟、金仲华……左洪涛同志要郑黎亚、吕璧如和方兮协助他把上述人士往大后方撤，并且对她们说：“这是我国文化界的精华，是周恩来副主席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我们要千方百计保证把这些人士安全撤退到后方去。”这个任务胜利地完成了，文化名家全都撤到后方去了。这应该也是特支成员们的贡献之一吧。

3.战斗熔炉

随着战况变化，1944年11月初，方兮等人随同长官部到了六寨，驻扎在六寨镇上。方兮和郑黎亚、吕璧如三人因工作关系，住在六寨汽车站。有一天中午，她们吃完中午饭就睡了。刚躺下休息不久，忽然听到飞机的呜呜声，转瞬间，就是震耳欲聋的炸弹爆炸声，一时地动山摇。她们急忙跳出窗外，卧倒在一个水沟里。如此断断续续炸了半个小时。她们站起来一看，只见烟火漫天，死伤无数。后来，听说这次被炸，是翻译人员将“六甲”译成了“六寨”，以致遭受美机误炸，真是荒唐透顶！

当时，她们到了百色，没有正式分配工作，队员们就团结长官部的一些青年组织读书会、写作小组、歌咏队，篮球队等活动。有一天，左洪涛同志对黎亚、璧如和方兮说，他已和张发奎讲好，把几个女同志分配到译电室去学译电。《特支十年》一书有明确记载：方兮等三人在译电室工作期间，曾上演过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的传奇。当译电员们得知始兴风度学校校长全赓靖（共产党员）被捕的消息后，立即报告给左洪涛，当开始营救时，全已被解往江西并被杀害，营救没有成功。

那是一个难忘的“三八”妇女节，让人惊恐不已。1945年3月8日，黎亚、璧如和方兮到百色小学的后山上过党小组生活，结合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黎亚讲了“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意义。随后，三人就轻轻地唱着《新女性歌》。突然，有个穿着黑香云纱短服、挂着短枪的彪形大汉，向她们走来，方兮和璧如滚到山下，绕道溜进宿舍，黎亚则沿着山谷走下去，然后绕道跑回驻地，也跌倒了好几次，三人都受了些轻伤。左洪涛同志告诉她们，百色这个地区，军统也设立了一个特务机关——中美合作所之类。他以后就不准她们离开驻地跑得太远。

到南宁不久，日寇投降了。方和郑、吕三人曾在一起谈论过抗战胜利后大家干什么工作的问题，郑黎亚想当职业革命家，吕璧如想教书写文章，方兮想教教小学也就差不多了。抗战八年，是在战争的流动环境中战斗、学习、生活过来的，现在要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战斗、学习、生活了，想到这美好幸福的前景，三人心里都是乐滋滋的。1945年11月18日返回上海探亲，转向新的岗位。

方兮说，她是在中共特别支部这个革命熔炉中经受锻炼，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育下成长的，是党把她从一个童工培养成为一个革命战士，为此而感到荣幸与自豪。

1986年3月8日，方兮在北京把自己参加革命的故事记录成文，后来大家都知晓了她这一段艰难的革命历程。

今天，我们读着历史，循着革命前辈们的足迹，走进波澜壮阔的战争年代，仿佛听到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的历史召唤，而红色记忆是永远伴随我们前行的动力。

横空大气排山去，砥柱人间是此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