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与龙城中学现任校长张献军先生聊天时说到龙中的红色历史，共同的焦点是对创始人高天骥校长充满崇敬之情溢于言表。1985年，高校长病逝时，龙城中学校友有这样的挽联：“缅君兴校勋劳，创业维艰，袍泽亲情深柳水；痛我明师殂谢，哲人其萎，生徒哀思满龙城。”今天，重读党史专家刘明文先生的文章和龙城中学的校史，特别是重听《地火燎原》报道组采访龙中原党总支书记李骥的录音，我平静的内心再起波澜，对“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一经典语录的意蕴理解有了更深刻的领悟，直至镌刻到灵魂的深处。

1.风雨人生

由于工作缘故，我曾几次到过龙城中学，漫步如今的校园，处处洋溢着红色文化，校史墙、校歌墙、校史馆等似乎在讲述龙中作为柳州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活动地点的光辉历史，一个个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和革命前辈在历史的深处呼唤，指引着后人前行的方向，特别是学校创始人高天骥的浮雕，让人感觉到这是信念、是旗帜、是灵魂，更是高山仰止意境。

高校长逝世那一年，我还在湖南农村当农民种田，无缘拜见校长，但从史料的记载可以清晰地了解到他的音容笑貌和人生轨迹。

这注定会是一个传奇，成为传奇的真正理由是他的风雨人生道路。

史料记载，高天骥出生于1910年。父亲高成忠少时习武从军，由兵卒递升至将官，一生命运波澜起伏，但他为柳州城市建设与文化、卫生事业鞠躬尽瘁；滇桂军阀混战柳州、残害家乡父老之际，高成忠挺身而出，救乡救民，功不可没，声望颇高。

青年时期的高天骥

高天骥从小受到父亲影响，离家在香港、南京、上海等地求学，攻读英语、商船、教育等专业，逐渐树立起爱国、民主自由的思想。1931年，高天骥在上海读书时，参加了上海爱国团体组织的中国青年北上援马抗日救国团，一路北上支援马占山抗日。当学校发电报要家里人予以劝阻，高成忠复电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支持保卫国家的行为。

1935年，高成忠逝世。高天骥从上海大厦大学毕业，他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回到柳州，决心要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当时，柳州成百上千的小学毕业生被排挤在公立学校大门外，流浪街头，无所事事，地方百姓多次请求政府多办中学遭拒绝。25岁的高天骥感到自己肩上担子很重，他决定联合教育界有识之士发出呼吁：子孙后代不能没有文化；官家不办百姓办！

倡议一呼百应，几天工夫下来就成立了私立龙城中学筹备组织，可国民党省政府对办学申请置之不理。高天骥决心自己走自己的路，他从家里拿出一千银元作为经费，首期招收了5个班学生共三百人。1935年10月15日正式开学上课，这一天也成了龙城中学的校庆日。

1939年1月，柳江县长杨盟（当时兼任柳州日报社社长）调离，由高天骥任柳州日报社社长。1939年9月，地下党员林继茂接任社长。1939年3月，“三民主义青年团广西支团部柳江分团部”开始筹备，筹备会主任委员为高天骥。

年轻的高天骥开始踌躇满志，以为“官运”可以青云直上。事实恰恰相反，在官场权力斗争的角逐中，他不仅丢官弃职，连龙中的校舍也被国民党军队强占为伤兵医院。龙中经营的珠江木业公司的两万多根木材，也被第四战区长官部征用。日本侵略军占领柳州期间，他目睹了国民党军队的溃败，达官贵人趁战乱大发国难财，百姓流离失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迷惘、失望和愤怒。

1949年11月25日，柳州解放了！他先后担任柳州市人民临时治安委员会主任委员、市政府副市长。

1953年后，高天骥调到自治区从事文化教育和体育运动工作。先后任过自治区扫盲办公室负责人和广西体育专科学校校长等职务。“文革”中，他受到迫害和摧残，恢复工作后，仍积极地抓体育教学和运动项目。离休后，继续发挥余热，大办职业教育。国家体委授予他一枚新中国体育开拓者金质奖章。

1985年10月24日，他走完了生命的旅程，终年75岁。悼词说：“高天骥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追求进步的一生。他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抛弃旧我，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不愧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2.艰难办学

事非经过不知难。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高天骥的办学，就是一个难字。可以说龙中一出生就注定要经历无数苦难。

首先，当局对学校的出现充满敌意。为了化解这一难题，学校请来国民党第七军军长廖磊作为学校的董事长和名誉校长。高天骥刚开始任教导主任，很快代行校长职务，他始终坚持民主办学和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抗日救亡的教育，他狠抓教学质量，大胆聘请德才兼备的教师。高天骥还带领学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支持柳州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和救亡剧场的工作，大大提高了学校的声誉和教学质量。因为这样，埋下了当局更加仇恨龙城中学的种子。

安稳的日子很短，接着出现第二道难题。1939年，廖磊病故，龙城中学的保护屏障没有了。这时，反动势力到处造谣谩骂龙城中学，学校多次申请办学立案，但反动势力都以龙城中学缺少“足够的资金”为幌子不批准。高天骥再一次挺身而出，把家里11间价值银币三万多元的房产卖掉，全部捐给学校。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第二道难题刚过，第三道难题又来了。

1939年7月15日，日本飞机狂轰滥炸柳州市区，龙城中学校园里满是弹坑，教室、宿舍几乎被炸毁殆尽。面对困难，龙中没有退缩。当年秋季，高天骥将学校迁到鹧鸪江凤凰岭，搭盖了几间茅草棚作为校舍上课。

不幸和灾难接踵而至，第四道难题又不请自来。1940年5月，不知是谁点灯不小心引发火灾，茅草棚顷刻间化为灰烬。高天骥带领师生齐动手，砍树割草，重新盖起了几间简陋的校舍，用竹木石块垒成了课桌，凤凰岭上又传出了琅琅的读书声。万万没想到，期末考试刚完，又一场大火把校舍烧光。

《柳州日报》记者在龙城中学采访情景

大家望着火光伤心痛哭，与此同时第五道难题更快地到来，并伴着绝望的声音：学校搬迁不久，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霸占了校舍作为医院，师生们已无处容身。于是，学校自发成立护校委员会和收回校舍后援会，掀起了长达数月的“护校运动”，最后张发奎出面拍板退回了校舍。高天骥继续卖掉房屋，买来课桌板凳恢复上课。

从这以后，反动分子无理斥责高天骥是“异党分子”，想方设法逼迫他“辞职”，将梧裕茂等积极分子列入黑名单，甚至派特务混进学校当教师，暗中要搞垮学校。

1945年6月29日，日本烧毁柳州城后撤走。龙城中学的校舍也遭烧毁，到处是断壁颓垣，瓦砾蒿草遍地。面对第六道难题，学校董事会将此千斤重担又交给高天骥。

高天骥看到处处都是悲惨情景，他站在废墟上作诗一首：“暴雨初晴流未清，沉霄突破已黎明，触目颓垣燕堂（以廖磊名号燕农为礼堂名）毁，蔓地绿蒿红楼（八角楼）倾，浩浩荡荡柳江水，切切凄凄游子情，国币百千值几许，师生无价共济心。”

高天骥再次带领全校师生开始重建。经过努力，学校终于在废墟中恢复开学上课。

学校环境发生最大变化是在1947年春，高天骥带领全校师生大搞劳动建校，捡砖头、挑河沙、搬木料、打三合土球场。学校很快变了样，礼堂、教室、宿舍都恢复一新。

这背后，高天骥付出了大量心血，他甚至差点献出生命。

李骥讲述：高天骥临时代理管理浮桥的工作。一次，柳江洪水暴发，为了抢救浮桥，高天骥亲自到浮桥上指挥抢险。高天骥等人连同破船被洪水冲走，直到第二天早晨船被冲到武宣峡口时才脱险。

1949年下半年，高天骥又遭到了厄运，这应该是第七道难题了。当年7月，省政府撤了高天骥的校长职务。9月14日解散龙中，罪名是“历来包庇匪党，策动不法活动，败坏校风，淆惑人心，破坏戡乱建国”。

反动派欲将高天骥置于死地而后快。在高校长面对生命危险时，地下党组织早已洞悉一切，采取断然措施。

3.红色传奇

高天骥从一个党外民主人士成为共产党员，经历了痛苦而曲折的过程。

他要寻求真理，追求光明，终于明白了光搞教育救不了国。1949年9月18日傍晚，中共柳州城工委派龙中的党员曾少庆、明乐和黄维光将高天骥从虎口救出，先后转移到鹧鸪江和雒容县丹竹乡岩面屯参加迎接柳州解放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高天骥先后聘任了马伟、陈光、侯信、梁华新、曾少庆等30多名共产党员，以及黎达愚等十多名进步人士为龙中的教职员。原属中共粤桂边特委领导的柳州特支机关设在龙中，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委领导的柳州县委也在龙中建立了党组织，前后共发展了学生党员26名、爱青会员和学联会员近百名。敌特要逮捕的王明初等人，都因高天骥“泄露机密”而“漏网”。

高天骥社交较广，他就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打听敌人的情报。为了防备反动派对龙中搞突然袭击，高天骥买了13条枪，组织护校队。

位于现在龙城中学里的浮雕

1949年6月，沈章平介绍高天骥参加党的外围群众组织——广西民主人士解放联合会。同年9月，他在鹧鸪江隐蔽期间，会见了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城工委书记陈枫和柳州城工委委员胡习恒。他激动地说：“反动派把我逼上‘梁山’了，我要和你们做同生共死的同志和战友，请党组织批准我加入党的行列吧！”在陈枫的同意下，胡习恒代表城工委表示欢迎。当时，高天骥见党组织急需活动经费和武器，立即派人回家要了八百块大洋交给党。

高天骥在深山老林中盼望“落叶迎风舞，秋枫向日红”的日子终于到来。党在龙中多年培育的革命种子开了花结了果。

10年以前，柳州电视台《摆古》栏目专门报道高校长办学的辉煌业绩。今天，我写此文以寄托对高校长的哀思。

历史的翻页太急促，许多陈年往事都会在不经意间遗忘。我听妻子说他的父亲也是我岳父曾是龙中学生，多次得到高校长的教诲。28年前岳父病逝，他来不及告诉我们他在龙中的点滴往事，主要是不敢，据说在之后的岁月遭到不公平的待遇，胆小慎微，对这一段往事守口如瓶，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结，成为永远未解之谜。

尽管如此，我的梦境和画面，仍然可以留下他们飞翔的姿态，他们用自己仅有的力量擦亮生命之光。

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