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细节浩瀚如烟，历史脉络盘根错节。当我的文章写到四战区中共特支书记孙慎，就联想到特支成员之一，孙老的合作伙伴吉联抗，于是重读田汉先生的诗词《贺演剧九队三周年队庆》：“青年精力柳江波，含血为君慷慨歌。莫让乾坤犹涕泪，诛尤齐试剑新磨。”

读着读着，耳边响起了激昂的歌声。在歌声中翻阅到吉联抗先生自己写的一篇《一段难忘的回忆》文章。

先生回忆自己在柳州的抗战往事，字里行间充满对柳州的热爱和怀念。

史料记载：吉联抗 (1916年5月—1989年2月)，江苏无锡人，音乐研究所研究员。

早年习医，30年代参加左联，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1937年9月，参加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在柳州、桂林等地从事抗日宣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1月参加桂北龙岸抗日游击队，历任司令部政工宣传科长、副队长、队长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在广州、香港等地参与《新音乐月刊》（华南版）的创办和编辑工作。

后任《人民音乐》杂志副主编、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音乐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73年到音乐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音乐史学学会会长。

    1938年初，战地服务队同志与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前排左5）合影（摄于浙江江山）。前排：左1石凌鹤、左7杜国庠；中排：左1王亚平、左2柳倩、左4唐瑜、左6左洪、左7孙慎、左11林默涵、左12何家槐；后排：左3杨应彬、左5刘田夫、左6吉联抗、左7沈振黄、左10麦新。（资料图片）

1.歌声震龙城

吉老和柳州的故事是从1940年4月份开始的。

时间回到81年前，因吉老受四战区指令在曲江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教音乐，所以，到了4月份他才来。1940年的5月至8月间，他和孙慎等人在柳侯公园以军人服务部的名义，组织了一个合唱团，这个合唱团可谓是大手笔，一开始就声震龙城。柳州当地爱好音乐的青年以及柳中、龙中等学校的青年学生纷纷参加，并以参加合唱团而骄傲。因为，合唱团唱的是抗日救亡歌曲。合唱团最多的时候有近百人，时间延续了好几年，为柳州培训了一批新音乐骨干，对传播抗日救亡歌曲、宣传抗日起了一定作用。

1942年暑假，李凌在桂林把冼星海的《九一八大合唱》手稿交给孙慎，希望在柳州组织演唱。特支成员们在合唱团、柳州中学、龙城中学和一部分小学选了一些音乐爱好者，加上战地服务队搞音乐的同志，在孙慎指挥下，进行了排演，演出了几场，受到广泛欢迎。

让人难以忘怀的是1944年7月，在柳州开展了一次国旗献金活动，拉开国旗到街上、商店、工场、机关、团体进行募捐。战地服务队的同志、演剧队和柳中、龙中学生都积极参加，进行宣传，群众踊跃捐献，捐得的钱都交给四战区作抗战和慰劳伤病员的经费，对宣传抗日发挥积极作用。

音乐家马思聪也来柳州进行过演出活动，演奏他的《西藏音诗》《绥远组曲》等进步作品，那时吉老是柳州中学分校主任，还接待过马思聪。

在柳州潜伏期间，吉联抗经常到一些学校去教书，通过教学活动去团结影响进步师生。1940年9月，受委派到广东始兴县志锐中学任音乐老师，后来，因学校当局到张发奎那里去告状，说他宣传赤化，1941年4月便调离始兴回到柳州。1941年10月到桂林逸仙中学任教。“七九”事件中，在逸仙中学教书的中共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等人被捕，广西省工委遭到了破坏。由于他的党组织不在地方，所以不受影响，但任教的事也无从谈起了。

从1942年下学期到1944年秋，他一直在柳州中学任教。

当年在柳州中学读书的学生银力康撰文回忆说，他和吉联抗有近半个世纪的师生情谊，抗战后期，银力康在柳州中学读书，认识一位操着无锡口音、性格热情开朗、幽默风趣而又严肃认真的青年，这位青年教全校初中、高中的音乐课，并兼授他们班的国文，老师就是吉联抗(原名连康）。

当时，柳州的救亡歌咏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几个剧宣队经常到柳州巡回演出，每次都带来不少新歌，一到这时吉联抗就组织各班级的音乐骨干学唱，并迅速传播。还常领他们到窑埠街小学参加孙慎创办的业余合唱团排练。有一次剧宣七队在柳州演出冼星海的歌剧《军民进行曲》，因人员不够，联抗老师便让他们去参加饰演群众。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同学们的音乐生活，使很多人成了音乐爱好者，而且还使一些同学走上了音乐之路。

那时吉联抗经常写些歌曲，比如《九月的夜》《没有祖国的孩子》颇为流行，尤其是后者，“河边草、青又青，太阳落山一片红；长流水、声呜咽，从早放牛直到晚……”词曲感情贴切，抒情流畅。在歌曲《梅花》中，吉歌颂梅花“以坚贞的傲骨，藐视着自然的狂暴”，以此隐喻中华民族团结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唱出了人们的心声。

日本投降后，《柳州日报》上发表了陶行知先生的一首诗《胜利带来了一切》，吉联抗读了以后，深为感动，他连夜谱曲，发表在柳州当时石印的活页歌选上，这是一首商调式的歌曲，哀怨、凄凉，充满惆怅，充满迷惘，倾诉了中华民族在遭受浩劫之后，人们经受的巨大悲痛。

1946年初发生“一五”抗暴事件后，吉联抗离开了柳州。在柳州期间，他为柳州培养了一批音乐、歌咏人才，共创作革命歌曲200多首。

    1980年，《中国音乐词典》编辑部成员合影，前排左三起是三位主编：吉联抗、缪天瑞、郭乃安。 （资料图片）

2.龙岸写传奇

翻开《中国共产党罗城历史》（第一卷），记载和吉联抗有关内容达七页纸之多。我从文字的背后捕捉到吉老在龙岸的传奇故事。

1944年暑假，吉联抗随校北迁。左洪涛把吉的组织关系介绍给司马文森，以便到龙岸后建立党支部，开展工作。

柳中迁校的时间是1944年9月18日。到龙岸后不久，司马文森与吉联抗联系上了关系，同时找了随后才到龙岸的郑思。他们三人建立了党支部(后称为中共桂北文化支部），司马文森为书记。这时，司马文森住在邻县融县，十天半月到龙岸一次，分析情况，研究工作。

当年12月间，在龙岸成立了抗日游击司令部，司马文森任政治部主任，郑思任组织科长，吉任宣传科长。1945年1月初组成政工队(一般称为“镇国政工队”)。全队30余人，以柳州中学和龙城中学的学生（及少数教师）为主要成员，郑思任队长，吉联抗任副队长，到了5月底，郑思离队吉任队长，在龙岸及附近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发动群众保卫家园，开展春耕生产。为了宣传的需要，吉联抗为于逢所作的《春耕曲》小歌剧谱了曲，并在古寨等地演出，颇受群众欢迎。吉联抗还与郑思合作写了一首《这是最后的一块土地》，歌词非常口语化，曲调很有战斗激情。

学生银力康回忆说，当时国民党军队有一个师移防驻扎在龙岸周围，听说柳州中学的歌咏很活跃，于是就与师生们一起联合开展歌咏活动，那天，部队的官兵集中在一个山谷丛林里，学校的歌咏队则由吉联抗率领前去，分头先下连队教歌，然后再围拢来大家一齐唱。吉联抗登上用三张大小不同的八仙桌叠起来的指挥台，英姿焕发地指挥了这几千人的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的歌声震撼山谷，那磅礴豪壮的气势，令人终生难忘。

龙岸是桂北的一个山镇，交通闭塞，是个躲避战乱的好地方。学校师生员工，因没经济来源，曾几度断炊，各自靠变卖衣物维生，可吉联抗有一绝招，他早年行医，这时派上用场，去挂牌行医，看好了不少病人，病家也多多少少给他一点酬金。如确困难，也可免费。

有一天，他回到自己的住房，发现门已被撬开，东西也被翻乱，他最宝贵的一个皮挎包被人盗走了，里面的一点现钞和十多块光洋倒是小事，主要是一本黑封面的硬壳笔记本，里面工工整整地抄有他多年创作的歌曲，这原稿的失落，使他像掉了魂似地难过，一下子人就瘫掉了，泪水夺眶而出，泣不成声。

吉联抗（资料图片）

3.乐坛勤耕耘

日本投降以后，中共桂北临时联合工委决定，挺进队和政工队都要撤销，队员分散隐蔽，原在校的回校，随校回城市继续进行不同形式的斗争。根据这个决定，吉联抗也随学校回到柳州，教书到年底。

让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了，回到柳州的几个月，吉老找不到组织了(司马文森这时从融县撤退)，他的内心一天比一天焦急，这种煎熬一直持续到年底，刚好周钢鸣路过柳州，告诉他左洪涛等已在广州，他即辞去柳中职务，赶赴广州。

到了广州，在左洪涛的提议下，吉联抗和孙慎、黄力丁一起编辑《新音乐月刊》（华南版）。后来在香港把这个刊物接着编下去。后来他离开香港到上海去了。从此，结束了潜伏的生涯。

学生银力康回忆说：吉联抗的歌曲，艺术质量较高，构思独特旋律性很强，很有个性。吉老曾给他寄来一本译注的《乐记》。后来，如《墨子·非乐》《孔子、孟子、荀子乐论》，以及从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直到辽金元的音乐史料辑译，这两套书共有十二部。从音乐文化角度看这是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工程，工作量大，作者不仅要懂音乐、懂历史、善文笔，而且要有兴趣、有执着追求的精神。

音乐家刘再生回忆说： 为适应教学需要，他从1983年起编写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常识》（上、下册）油印教材，并寄呈吉老指正，未曾料到吉老都认真看了。1984年6月12日给他写了一封长信。

有一件事让人敬佩不已，吉老在回信中说：“《人民音乐》约我写介绍唐代音乐专著的稿子，我一直没有动手。现在，我也想偷懒了，就请你把‘唐代有哪些音乐专著’一文改写后寄我，由我介绍给该刊编辑部。”

一位知名学者将自己的课题主动让给青年人去做，能够在音乐核心刊物上连续发表两篇文章，毫无利己之心，更无实用目的，而且诙谐地戏称自己“偷懒”，这境况令人赞叹不已。吉老作为老一辈音乐史学家，史德、史识令人动容，这是吉老给他治学之道上的第一堂课。

在一般人印象中，吉老是一位个性倔强、不易沟通的学者。表情严肃，要求严格，治学严谨，批评严厉，凡事一丝不苟。“严”字几乎贯穿了一生的行为作风。

吉老经常告诫说，做学问要“凿凿有据”，从事历史研究要做到“无一字无来历，无一事无依据”。吉老的性格与孔夫子的“温而厉”相悖，属于“厉而温”的类型。

吉老凭一己之力译注了《乐记》（1958）、《孔子、孟子、荀子乐论》（1959)等著作。吉老多次说起自己是“半路出家”，此系事实，并非谦辞，但惟其“半路出家”，对于构建古文献中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知识结构的难度实非易事，学术道路的艰辛更令人钦佩。

先生一生，高风亮节，闪烁着人文精神光芒，为中国音乐文化事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是呀，历史烟云冉冉远去，但时间的价值更加弥足珍贵，歌声的力量更加波澜激荡。我们不惧风雨，不畏艰难，在历史的长河中奔腾不息，一往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