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下午，记者在龙头镇政府会议室采访时，柳城县政协文史顾问叶其生说，龙头当地有一个叫刘申的人，一家四人参加柳北游击队，曾流传有“一门四壮士”的故事，但除了刘申的基本情况，具体还有谁，是男是女，他不得而知。

记者对龙头镇的红色文化挖掘不多，对刘申的故事没有什么印象，就问在现场的柳城县文联主席（曾担任县党史办主任）高志强，他回答说，不太清楚，要回去查资料。

刘家五兄妹

镇里的干部基本上都不清楚这其中的故事。记者的采访陷入迷茫当中，不知从何入手。山重水复疑无路，这篇报道是坚持做下去还是放弃呢？

记者试探性地打电话给柳州市党史专家黄惠兰，她的回答，让人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她说：“刘申我熟悉，他的弟弟刘彦云离休前在我们党史研究室工作。”

然而，对于记者转告龙头镇“一门四壮士”的故事的说法，黄惠兰并不认可，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名字之谜

记者从叶其生先生提供的资料上发现，刘申曾经担任过柳城县委书记处书记，后找高志强查实，确有其事，但其他资料目前没有找到。

与此同时，远在南宁的苏健婴先生看到记者之前的报道说，刘申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并把刘申儿子刘友平的电话给了记者。

7月5日下午，在东门城楼前，68岁的刘友平深情回忆父亲，打开了话题的他滔滔不绝：“父亲曾和我说过，有一次被国民党军队追击，跨越了9条小溪，甚至还需要游一段，因为体力损耗过大，上岸时累得吐血了。”

刘友平

刘友平还记得，父亲回老家时，很多人都认识他，很热情地和他打招呼，还亲切地叫他“二四哥”。对于子女的教育，刘友平说父亲从来不讲大道理，而是和蔼地通过一个个小故事来说，并用实际行动做榜样。遗憾的是，父亲离去后，父亲原本保存有历史价值的文章和图片资料，家里没有保存下来。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7月4日，在黄惠兰帮助下，记者联系上了刘彦云的儿子刘柳吟。

刘柳吟

“我们家应该是‘三壮士’，我大伯刘申，我爸刘彦云，我大姑刘云。”今年63岁的刘柳吟在说起自己的长辈时，字里行间里充满了骄傲。刘柳吟说，其实在那个年代他们家庭经济条件非常不错，还把生意从龙头做到了市区。

既然家庭条件优渥，为何又走上充满危险的革命道路呢？

有史料记载：1941年秋至1942年秋，龙头街人刘申在柳州中学读书时，受班导师路璠的启蒙教育。1947年10月，韦勋猷介绍刘申加入共产党。

后来，刘彦云也在大哥刘申影响下，成了一名思想进步的青年。

刘柳吟介绍，1948年，父亲刘彦云前往桂林读书，加入当地的进步团体，并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但受当时局势所迫，刘彦云为了安全只能返回柳州。

“父亲还曾和我说过首次击毙敌人的故事。”刘柳吟介绍，1949年6月，父亲他们收到情报，有两个敌方密探在龙头码头渡口乘坐渡船，于是刘彦云和另外一个伙伴将枪藏于身上与敌探同坐一条船。在船驶至河道中间时，两人迅速掏枪，当场击毙两名敌探，并将尸体沉入河中。

当刘柳吟说起这段故事时，五指握拳，似乎是身临其境。“父亲说当时他很紧张，当时是夏天，衣裳单薄，枪支不好隐藏，稍有不慎就会被对方发现，陷入危险。”

采访中，刘柳吟还提到一个小细节，大伯刘申原名叫刘道仁，父亲刘彦云原名叫刘道礼，两人为了和“旧”告别以及隐蔽身份，进行了改名，改后的这个名字最后一直伴随两人一生。

血洒白阳岭

在刘友平的记忆中，父亲刘申经常提及的还有在新中国成立前牺牲的战友邓程珂。

《弹雨硝烟的黎明》

广西人民出版社曾出版《弹雨硝烟的黎明》一书，刘申曾撰文深情地回忆牺牲的战友，字里行间充满悲痛之情，文章的标题是《大义凛然的邓程珂》。

记者看到这个名字，想到另外一个人，曾为《柳州日报》柳城分社旧址联系家主的人邓程章，打开内文一看，果不其然，邓程珂是邓程章的同胞兄弟，他出生于柳城县大埔镇六休村。与刘申是柳城国中的同窗挚友。从 1948年冬开始，邓程珂在大埔青年农民和知识青年中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949年8月，他带领一批骨干到龙头乡牛黄村，参加由韦真任队长、刘申任指导员的“柳江”武工队，并担任分队长。同年10月加入共产党。邓程珂曾说：“如果我牺牲了，把我埋在家乡的梁入寨山顶上，面向龙头乡牛黄村根据地，让我看到队伍开来大埔。”

1949年 11月11日晚，按命令，由邓程珂率5位队员赶赴潭头柳北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部配合行动。当他们冒雨于12日凌晨到达大队部时，队伍已经向六休坳出发，便立即追赶。当赶到鸡啼村旁时,在前的邓程珂、邓北房、杨国斌三人被从太平来的隐藏在草丛中的敌伏兵跳出蜂拥抓住。邓程珂等人被俘，12日便被敌人押回太平。13日，敌人把邓程珂、邓北房、杨国斌等同志从太平押到大埔。国民党柳城县县长周召溪连夜审问，邓程珂当场厉声痛斥周召溪，并飞腿向周的要害踢去，周召溪恼羞成怒，连夜下令把邓程珂等7位同志枪杀于大埔白阳岭。1949年11月中旬，“柳江”武工队扩编为柳北总队第二大队第二十四中队。11月25日，进驻大埔。全队到白阳岭，向邓程珂等烈士鸣枪致敬，表达对烈士的深切哀思和崇高敬意。

1982年，刘云（后排右一）和部分柳北游击队队员合影

智取乡公所

根据刘彦云的回忆文章和后人讲述，记者梳理“柳城”武工队智取龙头乡公所的故事。

刘申（右）和三弟刘彦云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49年6月，覃宗义、刘建华领导的柳城县第一支武工队——“柳城”武工队(即独立小队)，在柳城县龙头乡宣告成立，从此开拓了柳城县人民武装斗争的新局面。“柳城”武工队初建时期，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武器短缺，怎么办？覃宗义、刘建华、刘申三人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决定智取龙头乡公所的武器来武装自己。覃宗义还到融县潭头乡向桂黔边人民保卫团第二大队长侯信提出支援的要求。7月9日，侯信来到“柳城”武工队驻地龙头乡的上罗村和覃宗义等商定行动方案。认为成败的关键是物色好可靠的内应，要严格控制龙头乡公所所在地街警和街自卫队，在附近找个可靠隐蔽处。这些工作均由刘申负责。

刘申接受任务后，立即布置龙头乡中心小学教导主任刘大好和社会青年刘大福做内应。还有一个叫刘展飞的，这人原是刘申动员去当龙头街街长的进步青年，他掌握着武装街警和街上的自卫队。

13日傍晚，侯信率人从距上罗村约30华里的古老村出发，冒着小雨，踏着烂泥，赶到上罗村与“柳城”武工队会合，迅即向龙头乡公所逼近。约定时间到了，但后门紧闭，情况有变。侯信果断下令撤离。

14日晚，刘大福又和往常那样，和代乡长刘俊华、乡队副傅强等在乡公所楼上搓麻将，刘大好照样在旁观战。当时针指到10点多钟时，刘大好借故离开下楼，把靠礼堂的那个小门撬开虚掩。刘大福心领神会，提出收摊，煮夜宵，吃完睡觉。墙上挂钟敲响12点，趁别人已经睡熟，刘大好和刘大福悄悄起来，轻手轻脚下楼，又把后门打开虚掩。此刻，侯信和几个队员跟上，直扑刘俊华、傅强所睡的正厅喝令“不准反抗，缴枪不杀”时，对方还迷糊地讲：“莫开玩笑嘛！”当再次听到“我们是桂黔边人民保卫团,老实缴枪”的喝令声时，才睁开双眼，看清对准自己的枪口，顿时醒悟了过来，连连点头表示听话缴枪。之后，乡公所的9支步枪、1支驳壳枪和数百发子弹全部收缴齐全。

侯信明确宣称自己是共产党领导的桂黔边人民保卫团，警告他们要改恶从善，不要再与人民为敌,否则绝无好下场。当队员们焚烧了乡公所全部文书档案和撒下传单打算撤离时，更为搞笑的是，刘俊华向侯信苦苦哀求：“你们不杀我，国民党也不会放过我的。你们把我捆绑关起来，走时请打几枪。”枪声消逝不久，刘大好打开乡公所大门，往街上边跑边大声呼喊，事前布置好的“柳城”武工队员刘彦云和刘健雄也在群众开门上街之前，迅速把传单沿街散发。

革命家庭

除了刘申、刘彦云，刘家还有一个四妹刘云也是党员。刘柳吟告诉记者说，他大姑还健在，这让记者有点意外。能够找到历史的见证人采访，是还原历史真相的精要所在。

刘云

7月4日，记者见到了87岁的刘云。当时已经是中午12点，她正准备吃饭。得知记者来意后，她立即放下碗筷，讲述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

“1949年，我在柳州中学上学，那时候觉得大哥和三哥总是神神秘秘的。”有一天，刘云实在忍不住问，但得到的答案是 “和你讲了也没有用”。这一下，更是勾起了好奇心，一再追问下，刘彦云小声地说了一句“共产党来了”。

后来，在学校里经过学习，刘云也有了渴望和梦想。1949年9月，同样是思想进步的同学杨保（真名叫巫俊）看出了刘云的“期待”，找到她说机会来了。

“你敢去吗？”

“我想去！”

很快，14岁的刘云和其他进步同学从龙头出发去融县永乐乡开展工作。到了永乐后，刘云被分配进妇工队，宣传革命道理。后来，刘云也如愿加入柳北游击队。

就这样，龙头刘家三兄妹不约而同走上革命道路，挥洒青春。其实，除了加入柳北游击队的三人，刘家排行第二的刘道义，经常给柳北游击队的队员送钱、送粮等，积极支持革命工作。

刘家五兄妹，从左至右，依次为老三刘彦云、老大刘申、

老二刘道义、老四刘云、老五刘彦庶

可能有读者问，为什么一下提到“柳江” 武工队，一下又讲到“柳城”武工队，这是怎么回事？请关注后续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