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林（1911—1944），汉族，广西融安县人，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广西学生军团总支委员、桂黔边特支书记、融县（今融水苗族自治县、融安县）特支书记，是颇具传奇色彩的柳北地下党领导人，1944年4月病逝。时至今日，其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赴汤蹈火、出生入死的感人事迹，仍在桂南、柳北一带广为传颂。

梁林

一心一意跟党走

梁林，原名梁才必，1911年11月23日出生于融县西桂村（今柳州市融安县潭头乡潭头村西桂屯）一个耕读之家，1929年读初中、1937年去延安、1938年参加广西学生军先后改名梁仁、丁飞、梁林。其祖父梁现云，字晴峰,粗通文墨。祖母龙氏，系岭背村下大塘屯龙德安之女。大伯父梁钟塘（1868—1958），字瑞溪，民国初期任融县参议会议员，平易近人，公道正派，为世人所敬重。父亲梁钟珀（1881—1931），字品佳，毕业于简易师范学校，曾教书育人，兼行医治病，亦事农耕。母亲欧阳氏（1883—1953），岭背村北山屯人，是一个勤俭持家的农村妇女。梁林兄妹六人，其中不乏脱颖而出者。二哥梁智，1932年夏考上广西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长期从事铁路建设，曾任昆明铁路局科研所所长、高级工程师和《云南省志·铁道志》主编；大妹梁玉梅，1945年春参加中共桂北临时联合工委领导的融县抗日挺进队，抗战胜利后担任小学教师。

梁林二哥梁智1936年夏毕业于广西大学土木工程系，获工学士学位。 

梁林上小学时，开始浏览《说岳全传》《狄青演义》等古典小说，喜欢聆听父亲、大伯父讲述古代侠义人物故事，特别崇敬那些忠勇报国、驰骋沙场的英雄人物，希望长大后能为国家建功立业。

1929年春，梁林考入融县县立初级中学(简称“融县中学”，今融水中学)第六班就读。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他广泛阅读进步书刊，逐步接受革命理论启蒙和爱国主义思想熏陶，开始关心贫民疾苦，痛恨社会黑暗，憧憬平等、自由、美好的新社会。

融安县潭头乡潭头村西桂屯梁林故居。

1929年春，梁林考入融县中学（融水中学前身）。图为融水中学校门。

1931年冬，梁林从融县中学毕业。由于父亲感染霍乱去世，加上弟妹渐长，开支日增，家里经济状况实在难以兼顾梁智、梁林两兄弟同时读书。为了支持二哥报考大学深造，梁林主动放弃升学机会，回乡助母劳作，后担任西桂小学教师。他秘密成立读书会，组织学生和社会青年阅读进步书籍，传播革命思想。1933年，融县潭头乡、大良乡一带遭受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农民生活更加艰难，梁林说服母亲和读书会部分会员，对佃户债户减免租息。

1935年春，经在广西大学读书的梁智联系，梁林赴广西大学附属中学（今梧州高中）补习。为了探求革命真理，他积极参与组建拉丁文学会，引导同学阅读革命书刊。梁智察觉后劝他专心学业，他回答说：“学技术，虽有利于民生但不能彻底救国救民，我已决定另走一条路，就是跟共产党走。”1936年10月，梁林在广西大学文法学院(原广西师专，设在桂林)读书期间，由陶保桓（时任中共桂林支部书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由于在桂林学生运动中身份暴露，梁林转移回融县活动，与从南宁来的中共党员邓丁兰，开办拉丁文学习班，吸引进步青年参加学习，借以宣传马列主义；到融县中学作公开演讲，动员全校师生投身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国共合作、全面抗战的局面逐步形成，梁林奔赴延安，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学习。在延安期间，梁林以饱满的热情，系统学习马列主义、中国近代史、中国问题、抗日战争的游击战术等课程，亲身感受革命圣地党政军民学不惧艰难、上下一心、团结抗战的浓厚氛围。

1938年3月，梁林从抗大毕业，奉命返回广西从事地下工作。他乘火车回到桂林，出站时被警察搜查发现携带不少延安编印的书刊、讲义，广西省会警察局竟以“汉奸”嫌疑的名义将其扣押。梁林十分气愤，多次提出强烈抗议，后来警方担心事态扩大，不得不让梁林家中来人保释。释放那天，梁林正告与其谈话的警察局负责人：“请你们今后多做些有利于抗日救国的事，少做些不利于国共合作的事。”

1938年12月，梁林参加中共广西省工委代理书记陈岸在桂林召开的学生军第一团部分党员会议。图为陈岸。

抗日军中美名扬

1938年11月，国民党广西当局组建第三届广西学生军。同月下旬，梁林考入学生军，被编入第一团第二大队第七中队，任上士班长。第三届广西学生军共录取4269人，下辖3个团，建军初期，共有中共党员89人。第七中队队员多数是柳州周边县份的学生，聚集吴赞之（1940年入党后，历任中共广西学生军团第七中队支部书记、柳州特派员、桂东特派员、桂东总队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等职）、魏文荣（1949年秋任柳北总队第一大队第六中队中队长）、侯信（1949年秋任柳北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庄炎林（1940年12月入党，历任中共广西大学支部书记、桂林市工委书记等职）、李福材、梁达、梁宣驎（1949年11月侯信牺牲后，接任大队长）、岑友鲲（1949年秋任都宜忻总队军需处主任）、覃绍彰等一批进步青年。

庄炎林（梁林的学生军战友，后任中共广西省工委政治交通员）。

第三届广西学生军在桂林开展军事训练（原载《东方画刊》1940年第3卷第2期）

12月上旬，梁林、杨烈参加中共广西省工委代理书记陈岸在桂林月牙山召开的学生军第一团部分党员会议。此后，梁林在团结、带动进步青年，发动群众，组织抗击侵华日军，打击敌特分子，以及发展壮大党的队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9年冬，桂南会战期间，梁林所在的第七中队奉令调到武鸣县的双桥、腾翔、伊岭一带，开展战地服务工作。不久，高峰坳失守，陇烈村及周边被日军占领。数日后，梁林率领一个班的同学和部分群众武装，夜袭敌军，一举收复陇烈村，随后对撤离高峰坳的日军进行追击。次日，国民党正规军侦察队闻讯赶来，发现收复失地、追击逃敌的竟是一些学生军，震惊之余，无不翘指称赞。

侵华日军占领南宁后，推行“以华治华”政策，成立南宁市维持会，汉奸田次廉任会长。广西学生军司令部决定除掉田次廉，由梁林负责前期侦察。1940年2月，梁林打扮成挑货郎悄悄潜入南宁，打探田次廉的活动规律。将要出城时，被两个敌特盯上，他急中生智，混进一个赌场，放下货担，掏钱下注参赌，引开敌特注意力，然后寻机脱险。几日后，上级把抓捕田次廉的任务交给梁林和高朗如（国民党第十六集团军特派员）。他俩打扮成另一维持会的特工人员，带着化装成黄包车夫的侯信、魏文荣等10余人，拉着一大堆货物来到南宁市维持会。梁林主动上前向门卫亮出一张伪造的“特别介绍信”，声称是奉自己会长的密令来与田会长商量要事。田次廉信以为真，即带两人进入密室面谈。田次廉刚要坐下，两支手枪已对准他的胸脯，田次廉吓得魂不附体，连连央求饶命。梁林叫魏文荣等人入室把田次廉捆绑起来，嘴上塞上棉花，装入一个大麻袋中，运到10公里之外的学生军驻地。第二天清早，梁林、高朗如获悉南宁市维持会财政部长、汉奸李青圃已向隆安方向潜逃的情报，二人迅速带队前往追捕，将其抓获归案。

不久，汉奸田次廉被第十六集团军公审枪决的消息传开，当地民众拍手称好，参加伪政权的汉奸们惶惶不可终日，龟缩在驻地不敢轻易露面。此事件传到柳州后，有一所中学的师生将缉捕行动始末编成话剧上演，剧名《爱国青年》，轰动一时。

梁林多次执行任务，表现突出，受到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广西学生军司令夏威接见和嘉奖，被任命为司令部的少校咨议，奖桂钞（广西通用货币）2000元(约值银毫200元)，他婉言谢绝，并自愿留在学生军工作。

1940年夏，学生军集中在隆安县下颜圩进行第二次整编（缩编为一个团），7月正式改称广西学生军团。整编后的广西学生军团成立中共总支委员会，杨烈（莫朗）任总支书记，梁林任总支委员，负责第二大队党的工作。梁林善于团结群众，说话富有鼓动性，做事雷厉风行，在学生军中威望很高。他注重培养进步青年，先后介绍吴赞之、魏文荣、侯信等9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鼓励梁宣驎、覃绍彰等人到第十六集团军干部训练班受训，为革命培养军事干部。20多年后，魏文荣深情回忆在学生军时的情景：“我们自觉围绕在梁林周围，他指导我们读马列主义的书，指导我们进行斗争，指导我们做宣传、组织群众工作……他讲述许多在延安的故事，使我深受感动与羡慕。”

魏文荣（梁林的学生军战友，后任柳北总队第一大队第六中队中队长）。

1940年秋，梁林、吴赞之组织第七中队（下颜整编后隶属广西学生军团第二大队）深入扶南县城附近和渠黎乡渠黎圩周边农村活动，组织失学青少年学习文化，教唱抗日歌曲，发动和组织群众坚持抗战。在那隆村（今扶绥县渠黎镇渠莳村那隆屯）开办青年政治学习班，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内容，激发学员爱国热情和革命觉悟。解放战争期间，青年政治学习班的不少学员走上革命道路。

岑友鲲晚年赋诗《悼念梁林烈士》四首，其中诗句“长夜迷途君引路，除恶扬善尔当先”“擒贼擒王惊敌胆，桂南各地美名扬”，是梁林在学生军中出类拔萃、奋勇当先的真实写照。

辗转黔桂拓新区

1941年夏，学生军解散前，第十六集团军总部怀疑梁林是共产党员，假借留他在军部任职，以便进行控制。梁林以肺病恶化为由婉辞，后被安排住院治疗，第三天即离开医院，先后转移到柳州和家乡融县潭头一带隐蔽。1943年初，经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批准，梁林、梁智、庄炎林、庄希泉（庄炎林父亲）等一行7人前往广州湾（今湛江）、澳门、香港。到澳门后，梁林留在当地治病，庄炎林带人潜入香港，将友人代管的20箱家产运到澳门等地变卖，把筹集到的经费交给中共广西省工委，作党的活动经费。

1943年8月，莫一凡由梁林安排，前往平孟山区开展革命活动，后任左江支队司令员。图为莫一凡。 

在澳门治疗一段时间后，梁林病情有所好转，因急于工作，便返回柳州。不久，他受中共广西省工委指示，重新组织力量，着手开辟桂黔边新区工作。1943年五六月间，省工委书记钱兴和梁林派莫矜（1949年秋任柳北总队司令员兼政委）前往桂黔边区进行社会调查。梁林通过覃绍彰联系因桂林“七九”事件分散隐蔽各地的融县籍党员路璠（1949年秋任都宜忻总队司令员兼政委）、莫止凡（1949年秋任柳北总队第二大队政委）、苏健（苏燕萍）等人后，即返回家乡筹备前期工作。8月，接上级党组织通知，梁林安排正在潭头乡北山村隐蔽的中共党员莫一凡，前往中越边境镇边县（今那坡县）平孟山区从事革命活动（莫一凡后来担任左江支队司令员，指挥所部配合南下解放军，解放左江地区）。

1943年秋，梁林受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指示，组建桂黔边特支。图为钱兴。

1943年秋，梁林以大年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图为大年小学一角（约摄于21世纪初）。 

1943年9月，根据莫矜在桂黔边区开展工作的情况汇报，经钱兴部署，梁林组织部分地下党员赴三江县富禄、贵州从江县大年（今属融水苗族自治县），组建中共桂黔边特支（又称“富禄特支”），下辖大年、富禄两个党小组，梁林担任特支书记兼大年小组组长，路璠任副书记。梁林、路璠、苏健到大年后，苏健（化名梁斯）住在一名商人家里，被聘请为家庭教师；梁林（化名莫子祥）、路璠（化名韦仕庸）住在临街的一家后楼上。大年小学开学后，他们一边教学，一边有计划地开展党的工作。莫止凡以及从柳州转移来的地下党员曾景（曾少庆），随莫矜在富禄中心校当教师。他们以学校为基地，组织学生上街演讲、出墙报、写标语、演话剧，教学生唱抗日革命歌曲；组织进行家访和社会调查，到洞头、田寨、梅林和贵州从江、黎平等地了解情况，熟悉周围环境；培养青年教师贾树福（江明）、路伟芳（路伟苍）、傅岳嵩和富䘵邮政所工人杨国骥等积极分子。

同年底至1944年初，正当各项工作有了起色之际，因路璠、苏健的身份可能暴露，桂黔边特支决定撤回融县活动，后经请示中共广西省工委同意，改称中共融县特支，领导人不变。

鞠躬尽瘁为信仰

回到融县后，梁林因劳累过度，肺病复发，身体日趋衰弱，仍抱病坚持工作。为了战友的安全，他安排苏健、路伟芳转移到罗城县寺门乡，通过魏文荣联系在该乡中心校任教。

身染重病的梁林，面临国民党军警、特务四处寻踪追捕，辗转隐蔽于自家的夹墙、邻居家的地下室以及邻村可靠乡亲的家里。后来，这几个隐蔽点被敌人搜查，他被迫转移到大陆山伏地岩隐藏。由于环境恶劣，生活无定，敌特追踪，药物中断，其病情严重到不能坐立，声音沙哑，骨瘦如柴。1944年3月，他将中共融县特支工作移交副书记路璠主持。同月下旬，中共广西省工委政治交通员庄炎林，从柳州派地下党员覃绍彰给梁林送来党内文件并探望他。梁林让人把他抬出岩洞接见覃绍彰。他在生命垂危之际，仍仔细阅读党的文件，询问党在各地开展工作的情况，关心同志们的安危，坚信革命事业会取得最后胜利。由于任务在身，覃绍彰只能与梁林洒泪而别。多年后，每当回想梁林弥留前的情景，覃绍彰“顿感思绪万千，无限凄沧茫然”。

梁林病逝前在距西桂屯约一公里的伏地岩隐蔽（右前方突出位置）。

时隔数日，梁林病情急剧恶化。4月3日，梁林与世长辞，年仅33岁。壮志未酬的他临终留下遗言：“希望同志们刻苦学习，坚持斗争，直到革命成功；我死后，请将我埋葬在公路边，我要看共产党的红旗插到这里。”

1984年春，梁智（中）等亲属在梁林墓（旧）前合影。

1949年11月，梁林的家乡获得解放。1950年，广西省人民政府追认梁林为革命烈士。1984年清明节，融安县人民政府遵照烈士遗愿，将其遗骨从大陆坪移葬位于公路边新寨坳顶的革命烈士墓（今大良镇革命烈士墓），并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

1984年清明期间，梁智（中）等亲属在梁林烈士墓前合影。

融安县大良镇革命烈士墓。 

梁林是中共柳北地下党承先启后、智勇非凡的领导者，在短暂而闪光的革命生涯中，丹心向党，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忘我工作。他犹如一支红烛，牺牲自己的一切，引导和激励无数革命者为党的事业前赴后继，砥砺前行。

20世纪80年代以来，梁林的生平事迹载入《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中华著名烈士》《中共广西党史人物传》《风雨十七年（1936—1953）——广西大学革命斗争史料》《丰碑——柳州英烈传略》《中国共产党融安历史·第一卷（1927—1949）》《融安县志》等党史、革命史、校史、地方志相关书籍。其生前战友路璠、莫止凡、苏健、覃绍彰、梁宣驎等人，相继撰文作诗，表达对烈士的深切缅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