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路璠是活跃在广西桂（林）柳（州）地区、都（安）宜（山）忻（城）地区一位资深并颇具影响力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先后担任中共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支部委员、桂林县委委员、融县支部书记、柳州市委书记、融县特支书记、桂北临时联合工委委员、桂柳区工委委员、广西省农委委员、都宜忻工委书记、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以下简称“都宜忻总队”）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务。他对党忠诚、信仰坚定，为推进柳北、都宜忻地区党组织建设、人民武装队伍组建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历任柳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校长、武昌钢铁工业学校校长、武汉钢铁学院院长，竭力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获得广泛好评。

求学桂林  秘密加入中共

路璠（1916—2003），汉族，原名路以璠，又名路凡，化名韦世庸，1916年3月出生于广西融县寺底村（今融水苗族自治县融水镇古鼎村寺底屯。融县辖今融安、融水苗族自治县）一个书香之家。其祖父路佩兰系清朝岁贡生，不入官场，潜心教书育人、悬壶济世。伯父路炳之开办私立文健高等小学，乐于为家乡培养人才。父亲路焯之（1882—1921）当过小学教师，后来因失意而沉沦，变卖家产，客死他乡。母亲苏大妹（1881—1945）是位吃苦耐劳、勤俭持家、深明大义的农村妇女。路璠兄弟姐妹4人，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1921年，父亲去世时，路璠只有5岁，全家靠母亲一人租田耕种，常常向亲友借贷过日子，直至哥姐逐渐长大，母亲的担子才有所减轻。路璠在母亲的极力支持和亲友的资助下，7岁开始入私塾读书，15岁到融县县立初级中学（以下简称“融县中学”，融水苗族自治县中学前身）就读。

“佩之以彝训，方期祖范长。承家敦孝义，报国裕忠良。进造斯为士，诗书若肇祥。盛名光志乘，积善有馀庆。”路氏族谱上记载的这首由路佩兰执笔的规范家族字辈排序的《命名诗》，充分体现“忠孝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希冀子孙后代具有家国情怀，精忠报国，深深地影响着年幼的路璠。他聪敏好学，上进心强，考试成绩始终保持在学校同年级前列。

1933年秋，路璠受大哥路璋影响，考入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广西师专”）附设乡村师范班。前往学校报到时，他在二哥路以琦陪同下，挑着行李，步行3天到达桂林。两年后又考上广西师专文学系。在桂林读书4年间，因家庭经济困难，路璠没有伸手向家里要过钱。

20世纪30年代广西师专宿舍之一部

当时的广西师专校址设在桂林南郊雁山园，被誉为“宣传马列主义的阵地，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进步、民主气氛浓厚。1936年6月，该校并入广西大学，改为广西大学文法学院。到校不久，路璠结识了融县同乡、师专学长、引导其走上革命道路的陶保桓（1910—1937）。在陶保桓的教育帮助和进步教师的影响下，路璠广泛阅读进步书刊，接受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积极参与关于民族存亡和国家发展前途的讨论；1935年冬，他带头参加进步学生秘密组织“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支持中共的抗日爱国主张；次年秋，该同盟更名为“抗日反法西斯同盟”，成为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1936年，两广事变期间，路璠参加第一届广西学生军，与部分同学到宜北（今属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南丹两县，开展反蒋抗日宣传活动。

1936年10月，经中共桂林支部曾世钦（曾诚）介绍，路璠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中共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支部成立，曾世钦、李殷丹、路璠分别担任支部书记、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1937年7月，路璠改任支部书记）。路璠还兼任抗日反法西斯同盟文法学院支部书记，1937年春，任中共桂林县委委员。路璠与中共文法学院支部、桂林县委其他领导成员一道，注重培养富于斗争精神的学生骨干分子，壮大党员队伍；支持进步学生代表参加全省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第二届代表大会并积极参与干事会换届选举，争取抗日学生团体领导权；组织桂林各校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唤起民众的抗日决心和爱国激情。

1937年暑假，正值七七事变爆发之后，路璠等党员和进步学生以学校学生会名义，到柳州举办文化补习班，以帮助学生补习文化为名，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当时在柳州中学读书的练以明在《回忆地下党在柳中的活动》一文中写道：“柳州很多中学生都参加补习班学习。这个班补习初中文化，更多的是组织学生学习革命文艺作品，如《八月的乡村》《静静的顿河》等。还举办时事问题讨论会，团结教育了一大批同学。”

回乡任教  重建融县支部

1937年秋，路璠按桂林党组织安排，离开学校，前往武宣县担任政治交通员。

同年冬，路璠在武宣县完成任务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回到融县后，与党员黄吉士等接上组织关系，在和睦乡建立党的活动联络点，以小学教师身份进行党的秘密活动。

1938年春，路璠到浪保乡中心校任教。同年夏秋之间，经中共广西省工委（以下简称“省工委”）委员陈岸批准，重建中共融县支部，路璠任书记。支部的党员先后在和睦、浪保、长安、安江等地学校任教，他们一边教学一边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到当地的圩场以及农村开展出墙报、贴标语、教唱抗日歌曲、演话剧、街头演讲等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同年9月，路璠调到融县中学任教，支部亦随转县城。路璠抓住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形成的高潮以及广东石井兵工厂（后改称“天堂坪工厂”）、广东省立勷勤大学、梧州女中等大批工人、青年学生疏散到融县、汇集县城的有利时机，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团结进步教师，依靠学生积极分子，组织召开全县学生抗日救亡宣传后援会，有力推动全县学生抗日救亡活动的广泛开展；与在县城开办七七书店的天堂坪工厂会计室职员任摩逊等人建立联系，利用书店组织青年学生、职工阅读进步书刊。

多年后，任摩逊在《都匀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撰文回忆说，当时七七书店从桂林生活书店购进的《社会发展简史》《共产党宣言》《生死场》《西行漫记》《延安考察记》等进步书籍，深受读者喜爱，不仅传播青年所需的有益知识，更为突出的是宣传抗日、革命思想，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在路璠等人推动下，书店定期举行文化座谈会，进而发展成为读书会。

任摩逊和路璠等融县战友的友谊很深，“思念之情有如融江流波，不能自已。”任摩逊在回忆文章中如此写道。

在融县中学一年里，路璠培养了莫止凡、韦树高、方中、莫可量、卢起、吴国儒、吴世彦等一批党的积极分子，他们后来先后被吸收为中共党员，走上革命道路。

为适应革命需要，提升自身的理论水平和组织能力，路璠在听到中共党员、原广西师专校长杨东莼回到桂林，并以教育长名义主持新成立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以下简称“地干校”），参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模式办学的消息后，主动给杨东莼写信，请求调到地干校工作。

1939年秋，经杨东莼同意和融县支部讨论，路璠调到桂林地干校，担任第二期（第二大队）小组、中队指导员。校内设有两个中共支部，一个是由周钢鸣任书记的外省党员支部，隶属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领导；一个是省内党员支部，张海鳌任书记，路璠任宣传委员，隶属省工委领导。

潜伏龙城  主持柳州市委工作

1940年秋，路璠按上级党组织指示，离开地干校，前往柳州活动。初到柳州，他得到地干校第一期毕业生曾敏之帮助，先后到军民服务站、柳北火车站一个搬运工人办事处工作了一段时间。1941年春，进入柳州中学任教。

1941年3月，省工委书记钱兴到柳州，组建中共柳州市委，任命路璠为书记。钱兴在谈话中嘱咐路璠：柳州这个地方很重要，是军事要地、交通枢纽，做好这里的工作对我们开展组织活动很有利。随后，省工委相继任命李文浩、杨烈为柳州市委领导成员。

柳州市委成立后，先后建立柳州日报社支部、柳州中学支部（路璠兼任支部书记）、柳江县合作人员支部、柳城支部4个下级组织，还与不编入支部，分布在柳州日报社、龙城中学、柳江县合作指导室、“三青团”柳江分团部以及柳城、融县等地的10名党员建立单线联系。正值皖南事变之后，政治环境恶劣，柳州市委严格执行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主要采取党内单线联系和党外个别交朋友的方式开展工作。在柳州中学，党支部设法安排学生党员掌握学生自治会，通过这个合法组织，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时事讨论会，开展各种文娱体育竞赛活动，号召青年学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1942年春考入柳州中学高六班的莫止凡，在其回忆文章《难忘的柳中一年》中说：

开学不久，我奉命担任路璠和在龙城中学任教的杨烈之间的交通员。每次接触时间不长，路璠都尽可能地给予我教育和勉励。我接受任务之初，他反复交待地下交通工作的重要性和安全注意事项，特别强调要坚守党员的革命气节，绝对保守党的机密。

1942年7月9日，桂林发生省工委被特务破坏的“七九”事件。接到上级紧急撤退的通知后，路璠从柳州撤回融县。

路璠回到家乡不久，根据上级指示，经南宁转移到镇结县（今属崇左市天等县）私立宝田中学任教。12月下旬，接到杨烈通知，他和杨烈的党员身份已被在柳城被捕变节的人员供出，遂一同撤往越南。到了靖西，他们无法联系上当地党组织，又返回镇结，分开行动。此时已是1943年1月中旬，南宁发生“一·一五”事件，南宁市及周边党组织受到破坏，许多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路璠权衡利弊，决定返回融县。他潜伏寺底村数日后，再次转移到比较偏僻的罗城县怀宝乡民洞口村（今融水苗族自治县怀宝镇中寨村民洞口屯）黄斧严家中，以私塾教师身份隐蔽待命。

1943年秋，路璠接到中共党员梁林（1911—1944）通知，与梁林、莫矜、陶保恒、莫止凡、苏健（苏燕萍）等党员赴三江县富禄、贵州从江县大年（今属融水苗族自治县），组建中共桂黔边特支（又称“富禄特支”），梁林、路璠分别任书记、副书记，下辖大年、富禄两个党小组。他们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当地广交朋友，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培养青年教师贾树福（江明）、傅岳嵩、路伟芳和富䘵邮政所工人杨国骥等积极分子。

同年底至1944年初，正当各项工作有了起色之际，因路璠、苏健的身份可能暴露，桂黔边特支决定撤回融县活动，后经请示广西省工委同意，改称融县特支。4月，梁林病逝后，经上级党组织批准，路璠、莫矜分别担任中共融县特支书记、副书记。当时，路璠在永乐乡英田小学任教，融县特支联系点设在相距不远的西寨村（今融水苗族自治县永乐镇四莫村西寨屯）莫矜家。

保家卫国  组织武装抗日

1944年8月，侵华日军逼近广西。省工委作出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队伍、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八月决定”，并派交通员将决定精神向中共融县特支书记路璠传达。

在桂林、柳州沦陷前夕，原中共广东省组织系统领导的柳州日报社党员张琛、罗培元和隶属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领导的桂林文化支部司马文森、郑思等，先后转移到融县、罗城、柳城一带活动。司马文森、郑思与路璠、陶保恒曾在地干校共过事。通过原有的社会关系，他们与中共融县特支取得联系。1945年初，三方代表在融县滩底村（今融水苗族自治县融水镇罗龙村滩底屯）陶保恒家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桂北党组织最高领导机关——中共桂北临时联合工委，统一组织抗日武装斗争；推举罗培元为工委负责人，路璠、司马文森、郑思、张琛、陶保恒、张镇道为工委委员；明确三方既联合行动，又保持独立性，各自发展党组织、开展党组织活动、对自己的上级组织负责。

路璠负责联系在融县境内活动的融县抗日挺进队、融县抗日挺秀队。他领导的融县特支，积极发动群众支持抗战，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抗击入侵日军。

1944年11月，经路璠和罗培元、张琛、司马文森等人商议，由罗培元、司马文森出面，争取国民党融县县长支持，组建融县自卫队第二分队，以桂林文化支部和融县特支党员为骨干，杨繁、何谷分别担任正副队长。建队之初，仅有32人。1945年1月，桂北临时联合工委决定，将融县自卫队第二分队改称融县抗日挺进队，番号“北斗”，主要在融县西、南两区活动；为加强党对挺进队的领导，安排融县特支党员卢起与杨繁、何谷组成挺进队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挺进队内设立两个党支部，融县支部由卢起任书记，外地党员支部由杨繁任书记。

2月5日，融县抗日挺进队在融江大扁洲伏击日伪军盐船，歼敌20余人，缴获盐船9只、生盐2万余斤。这批食盐除挺进队留下一部分作给养和购置武器外，其余全部分给群众。5月29日，驻融县县城的日军一个中队及融县维持会保安大队一部，押运大批粮食及其它物资，分乘23艘木船沿融江向柳州撤退。融县抗日挺进队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在高沙滩底至石浪码头一带进行截击。此役，歼灭包括日军头目今野一男在内的大部分敌人，缴获一批枪支和物资。

经过多次战斗，融县抗日挺进队不断发展壮大，共产党员发展到50余人，全队拥有7个分队800余人、轻机枪8挺、步(手)枪500余支。

1944年冬，路璠安排党员莫可量、陈智在融县北区发动群众，团结抗日民主力量，组织抗日武装队伍；次年2月，再派融县特支副书记莫矜到融县北区，负责筹建融县抗日挺秀队。桂北临时联合工委从三江县抽调中共党员和挺进队骨干前去支援。1945年3月，融县抗日挺秀队正式成立，黄略、莫矜分别担任队长、指导员，下辖浪保、鼎安和西隅3个分队，分队长均为中共党员，队员100余人。

5月下旬，驻融县长安镇的部分日军向桂林方向撤退。莫矜立即作战斗部署，黄略、韦克（浪保分队指导员）率融县抗日挺秀队连夜出动，绕水路赶至浪溪河小片村河段的竹林中埋伏。第二天拂晓，该股日军沿河边的马路行进，挺秀队奋勇截击，毙伤日军一部，其余日军无心恋战，向北夺路而逃。战斗刚结束，挺秀队获悉融县“长安维持会”保安大队大队长、汉奸邓德麟率部向盘安乡长耙方向逃窜的情报，遂不顾疲劳，赴赶长耙，将敌包围，并展开政治攻势。邓德麟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下令缴械投降，交出手枪、步枪20余支和弹药一批。

1945年6月，侵华日军撤退后，国民党地方当局以武力威胁解散人民抗日武装。为了顾全大局，避免正面冲突，中共桂北临时联合工委作出“改变斗争方式，分散隐蔽，保存实力，等待时机”的决定，融县抗日挺进队、挺秀队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活动。

培养骨干  开展武装斗争

抗战胜利后，路璠组织融县特支党员，传达学习党的七大精神，聚力加强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为争取实现和平民主新局面而斗争。为便于开展革命活动，将融县分成西、南、北三个区，每区成立一个支部，路璠负责西区支部，在永乐、和睦、融乐等乡（镇）和罗城县的龙岸、寺门一带活动。

1946年夏，国民党当局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全国内战由此爆发。不久，省工委书记钱兴到融县西寨村与路璠会面，要求融县特支派党员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准备组织武装斗争；以融县为中心，兼管柳城、罗城、三江等柳北地区党的工作。同年秋，路璠从永乐乡英田小学转移到罗城龙岸乡龙塘小学，在地下党员朱世祺、骆善贵的协助下，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龙塘、良泗等地培养革命骨干。

龙塘小学旧址

1947年春，钱兴再次来到永乐乡西寨村，与路璠在莫矜家就相关工作研讨3天，再转到融乐乡（今融水镇）寺底村路璠家继续商谈。第二天凌晨，路璠护送钱兴离开返回到村口时，被前来伏击土匪的融县警察误作“匪徒”抓获，经堂兄路以初及群众协助，得以脱险。

4月，路璠参加钱兴在横县陶圩乡（今横州市陶圩镇）六秀村主持召开的全省党的主要干部会议（俗称“横县会议”）。会议提出今后以武装斗争为中心任务，各地区要抓紧发动武装起义，条件不足的也应积极准备。这是路璠首次参加省工委召开的重要会议。会上，他与多年未见的中共横县县委书记杨烈、桂西南区特派员覃桂荣、桂东区特派员吴赞之3位同乡战友相遇，交谈甚欢，耳目一新，视野为之开阔。

从横县回来，路璠与莫矜审慎研究，认为融县进行武装起义的条件尚未成熟，决定先做好准备工作。接着，他按钱兴通知，前往省工委设在来宾县大湾街的交通站——“天马运输行”待命；不久，接到钱兴来信：两广党组织分区合并，速到桂林与陈枫接头。

7月，路璠到桂林参加陈枫主持的会议。陈枫传达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决定，成立中共桂柳区工委，陈枫为书记，路璠担任宣传委员并分管融县、象县（今象州县以及金秀瑶族自治县部分区域）两地区（后来又加上来宾一部和都宜忻地区）；明确农村与城市工作分开，农村以武装斗争为主，不搞起义暴动，以5至30人的武工队活动，从小到大，不宜过早暴露目标。

会议结束后，路璠赶回融县，传达会议精神，将融县党的工作移交给莫矜。融县特支扩建为融县工委，莫矜担任书记。10月，桂柳区工委机关从桂林迁到柳州。此后，路璠经常来往于柳州与融县、柳江、宜山（今河池市宜州区）等地之间，指导地方党组织建设和筹备武装斗争，并持续从柳州等地调配党员骨干、进步青年进入柳北、都宜忻等地区，加强地方党组织工作，支援农村武装斗争。

1948年2月14日至3月5日，陈枫、路璠在柳江县成团乡水灵村（今柳州市柳江区成团镇灵江村水灵屯）熊柳生家主持召开桂柳区工作会议，提出“一切工作布置都是为了发动武装斗争，迎接解放军南下”的口号。8月24日至9月15日，路璠在融县永乐乡溪滨寨，主持举办桂柳区工委武装斗争干部研究班。该班历时20余天，参加人员包括桂北、柳北、都宜忻、象县等地党组织负责人、骨干分子15人，对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部队组织形式、活动方法、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后勤工作以及群众工作、统战工作、政权工作等问题作了较系统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广西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评价：“研究班对提高各地领导干部驾驭战争的能力，推动桂柳区武装斗争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9月下旬，由陈枫带队，路璠及各地党组织主要领导干部赴香港，参加香港分局举办的武装斗争干部学习班学习。11月，路璠从香港回来，前往柳江县白沙小学，主持召开中共象县区领导机关扩大会议，决定加紧建立象县武工队，开展武装斗争。

12月，经路璠的大力推动和融县、象县区党组织的充分准备，“江猛”武工队、象县武工队相继成立。1949年1月26日，莫矜率“江猛”武工队员和党员、群众，英勇抗击并粉碎国民党融县地方武装对西寨村的围捕，拉开了柳北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序幕。3月6日，都宜忻地区夷江党支部发动“三六”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武工队整编为桂西北人民求生队三六支队（以下简称“三六支队”）。此后，柳北、象县、都宜忻地区党组织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武装斗争风起云涌。

1949年1月，李殷丹从香港回到柳州与路璠会面，传达香港分局关于撤销中共桂柳区工委，分别成立中共广西省城工委和省农委的决定。陈枫担任省城工委书记；省农委由李殷丹任书记，路璠、黄传林任委员，负责领导桂北、桂东、桂中、柳北、都宜忻等地区农村工作，在柳州城区设立办事处。路璠分管柳北、都宜忻地区和省农委办事处。2月至3月，省农委在柳江县成团乡水灵村召开干部会议，部署工作。其间，路璠编写《穷人为何穷》《怎样做个共产党员》《群众路线问题》等小册子，作为各地区党组织党员学习、教育和开展工作的指导性读物。

4月初，路璠在柳江县福塘乡伴村（今柳州市柳南区洛满镇福塘村伴村屯）召开柳江、来宾两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纠正个别同志的主观盲动思想，提出武装斗争要坚持“积极慎重，稳步发展”的工作方针，安排省农委办事处工作人员韦君毅留在当地，负责福塘武工队的巩固和发展工作。随后，他在上忻工委书记吴师光陪同下，到忻城县加仁乡拉料村（今忻城县城关镇高塘村拉料屯）召开游击区领导干部会议。会议要求大胆放手发动群众，迅速扩大武装，开辟新的游击区；研究决定将三六支队、凤凰山游击队等武装力量合并，组建桂西北人民解放军第五团（以下简称“第五团”），覃宝龙、莫江白分别担任团长、政委，吴师光兼任副政委。

文武兼备  担任总队司令

1949年4月下旬，李殷丹、路璠、黄传林在罗城县木偶村（今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小长安镇下梧村木偶屯）路璠的堂姐夫龙明祖家举行会议（俗称“木偶会议”），历时3天。这是省农委唯一的一次全体会议，传达华南分局（原香港分局）指示精神，研究确定“全面发展，重点巩固，从小到大，放步前进”的工作方针，部署各地区发展方向，明确各地区党组织名称、部队番号和主要负责人。鉴于辖区地域广阔且仍处于被敌人分割的状态，决定省农委3名领导成员分别到各地就近指导工作。

位于罗城小长安镇下梧村木偶屯的木偶会议旧址（原龙明祖家）

5月，路璠先到柳北地区传达木偶会议精神，再转到宜山时，已是6月，本想尽快赶到加（仁）马（泗）地区指导工作，但由于情况不明，与宜山县城党支部（城工支部）书记韦勋猷尝试多次，始终无法与都宜忻游击区取得联系。

当时，国民党桂林绥靖公署将宜山、柳州两专区确定为重点“剿匪”区，设立宜山“剿匪”指挥所，以绥靖公署副主任莫树杰为指挥官。7月，莫树杰调集4000余兵力，实施对加马、夷江两块游击根据地进行重点“围剿”。覃宝龙、莫江白、吴师光、王定（副团长）等率第五团与敌人作战多次后，于8月底由都安夷江地区向宜山北山方向突围。9月初，第五团第一、第四、第六大队在北山遭到大批敌人截堵，部分队伍失散。第五团被俘30余人，团政委莫江白及其以下指战员26人壮烈牺牲。这是第五团建立以来最惨重的一次损失。

9月中下旬，正当莫树杰在宜山召开所谓“剿匪祝捷大会”，宣称宜山地区“各县股匪大致已告敉平”之际，路璠在宜山县叶村、柳江县莲花村分别听取覃宝龙、吴师光等同志关于北山突围失利的汇报后，决定由凤红区政务委员会（中共上忻工委建立的都宜忻地区最高政权组织）、第五团联合发布《为莫树杰反动匪帮摧残迫害宜忻都边人民严正声明》，开展政治攻势，以鼓舞群众，震慑地方军政当局；设法收容失散人员，重整旗鼓，分散活动，继续斗争；化悲痛为力量，抽调干部开辟新区，扩展力量。

10月26日，路璠在宜山县马泗乡（今属忻城县）潘村主持召开领导干部会议，根据省农委指示，宣布将中共上忻工委改组为中共都宜忻工委，第五团扩编为都宜忻总队，路璠任工委书记、总队司令员兼政委，吴师光任工委副书记、总队副政委，覃宝龙、周廷扬任总队副司令员，王定、覃展分别担任总队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提出放手发动群众，迅速壮大力量，扫荡国民党基层政权，抢占广大空白地带，配合解放军解放广西的工作任务。接着发表《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成立宣言》，阐述总队的主要政策，号召都宜忻地区各族人民群众积极支援总队活动，彻底消灭反动派。

都宜忻总队成立后，不断扩大武装队伍，加强对敌斗争，取得一系列胜利。11月初，王定、樊茂春率第二大队，将国民党忻宜都三县联防处主任王子君部包围在忻城县加仁乡屯桃村，经政治攻心后，王子君同意投诚，当场移交轻机枪1挺、步枪28支、子弹1200发、手榴弹6箱；11月12日，韦彩端、韦家勤率第十六大队在永定、石别扫荡残敌，迫使两乡自卫队队长相继率队投诚，缴获轻机枪4挺、步枪80支；11月21日，忻城县新圩乡乡长李宗荣率自卫队30余人，携带轻机枪1挺、步枪28支起义，加入第七大队；11月26日，长期与我党合作的宜山县参议会副议长、理苗区区长罗成文，率20余人并携带机枪3挺、步枪20支，在马泗乡北娄村宣布起义，并发表起义宣言。

11月26日，路璠、王定、韦必达（第六大队教导员）率第二联队第六大队，在柳邕公路大塘拉则村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一一五师先锋营会师。第二天，第二联队政委樊茂春率第四、第七大队部分队伍随同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解放忻城。12月2日，周廷扬率第一、第三联队开进宜山县城，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桂西北重镇宜山获得解放。

与解放军胜利会师后，路璠、韦必达等人着手建立大塘、思练两乡临时办理处，发动群众筹措粮食，支援解放军；收缴地方反动武装武器，维护社会治安。韦必达回忆，共筹集军粮10万余斤。在一次下乡筹粮之前，过路的解放军见在大队部的路璠一身农民打扮，没有一点“官样”，误认为是农民，便拉他带路追歼南逃残敌。路璠没有作任何解释，一直将部队带到迁江（今属来宾市兴宾区）后返回。

到宜山解放时，都宜忻总队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发展成为一支坚决听党指挥、浴血奋战、拥有2100余人的武装力量，活动范围扩大到宜山、都安、忻城、柳江、罗城、天河（今属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河池（今河池市金城江区）、柳城等县的广大地区，历经大小战斗90余次，两次攻入忻城县城，先后摧毁国民党区乡公所20个，歼敌1274人。

同一时期，在柳北地区，由其老搭档莫矜担任司令员兼政委的柳北人民解放总队（以下简称“柳北总队”），发展至指战员2000余人、民兵约2500人，纵横融县、三江、柳城、罗城、中渡（今属鹿寨县）、百寿（今属永福县）6个县，开辟永乐、潭头、龙头、龙岸、香粉、洋溪等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在取得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迅速向外线出击，解放和接收45个乡镇和1座县城。这与路璠等革命前辈长期耕耘打下良好的基础密不可分。

1949年12月，路璠被任命为中共宜山地委（原庆远地委）副书记（次年夏兼任地委统战部部长）。

1951年3月底，流窜在外的宜山籍匪首朱志达、董国忠、韦作屏率残部400余人从东兰县花香街出发，经河池县迂回到三只羊一带，准备攻打宜山县龙头区龙头街。当时正在龙头区检查工作的宜山地委副书记路璠闻讯，立即召集区领导和驻军某连干部开会研究对策，决定留1个排的兵力守卫龙头街，区干部和民兵协同作战，由方指导员和一位排长负责；赵连长带2个排到八况坳口埋伏，准备袭击土匪。不料当晚土匪绕道而走，于第二天黎明到达龙头街两侧，天亮后向龙头街发起进攻。留守的解放军指战员和区干部、民兵凭借炮楼和围墙固守各街口，路璠指挥机枪手不断变换射击位置，以迷惑土匪。中午，赵连长率部回援。土匪受到内外夹击后，一部分缴械投降，余部狼狈溃逃。

转行从教  打造人才摇篮

1952年秋，路璠调往教育战线工作，先后担任柳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校长兼党总支书记、武昌钢铁工业学校校长兼党总支书记。当时，武昌钢铁工业学校系中南地区唯一的一所钢铁工业学校，在全国冶金战线和冶金工业部属中等专业学校中享有声誉。1953年秋至1958年夏，在路璠的主持和全校教职工的努力下，学校为国家培养毕业生2000余名，遍布全国各地，其中多数成长为冶金企事业单位的骨干。

1958年7月，经冶金工业部批准，以武昌钢铁工业学校为基础，并入武汉钢铁公司第三技校、武汉钢铁公司干部学校、武汉钢铁公司业余学校，成立武汉钢铁学院（今武汉科技大学）。从建校开始一直到1963年9月，院长均由武汉钢铁公司主要领导兼任，学院日常工作主要由院党委副书记林施均和副院长路璠主持。1980年11月，路璠升任院长，并先后兼任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学术委员会主任。

经过20多年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武汉钢铁学院教学设备、教师队伍逐步充实增强，成为全国首批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院校之一；荣获全国科学大会5项奖励，仅1971—1980年，就有20多项科技成果被选入《湖北省高等院校科技成果选编》；累计为全国冶金战线输送本科毕业生近7000人，举办各种短期培训90余期，被誉为“冶金高层次人才的摇篮”。

作为学院创始人之一，路璠在任期间，尊重知识，爱惜人才，注重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大力抓好教学质量和师资队伍建设，使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层次逐步提高。原武汉钢铁学院冶金系主任杨节教授回忆：1964年，为了加强轧钢专业师资力量，路璠亲自到冶金工业部协调，将毕业于苏联第聂伯彼德洛夫斯克冶金学院的杨节及其妻子黄克琴，从包头钢铁学院调入武汉钢铁学院；1982年初，杨节在北京治病，正在北京出差的路璠专程前往医院看望、慰问。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1958年写下入党申请书、1979年入党的武汉科技大学教授湛从昌深情地说：路璠作为一名老党员，对我坚定入党产生长远影响。“路院长当时管理整个学校，还关心我们团队。当我们遇到困难时，及时帮我们解决，还和我们一起干活，很平易近人。”

《中国大学校长名典》（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评价路璠：“为武汉钢铁学院的发展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2018年10月，武汉科技大学校长倪红卫在学校办学12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致辞中恳切指出：“学校的建设发展成就，离不开历届领导班子的高瞻远瞩、精心谋划……路璠老校长提出的办学基本思路和优秀人才培养模式影响深远。”

忠诚敦厚  品德堪为表率

路璠从加入党组织的那一天起，始终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无怨无悔。他两次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多次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通缉，随时有被捕、坐牢和被杀害的危险，但他的革命信仰从未动摇。为了专注党的工作，免除牵累，他坚持独身到解放战争胜利后才结婚成家。在他的影响和感召下，其亲属和许多乡亲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1947年，他的堂兄路以初为中共桂柳区工委在柳州开设联络站，毅然卖掉家里的一间祖屋以筹足经费，并兼任地下党组织交通员，不顾个人安危，多次护送革命同志到游击区或到新的工作地区；1949年秋，又委托中共党员江明将十二三岁的儿子路宁带到都宜忻游击区，担任部队通讯员。路璠的侄儿路祖安（路安彝），1949年5月参加柳北武工队（后编入柳北总队第四大队第十二中队），11月中旬，在一次执行任务途中被捕，面对凶残的敌人，坚贞不屈，英勇就义，年仅20岁。

路璠与曾经并肩战斗的战友、烈士有着深厚的革命感情，对同志关爱有加。从事地下工作时期，他担任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收入，除个人基本生活开支，全部用于革命活动和接济困难同志。有一次，莫矜前往桂黔边山区开展革命活动。临行前，路璠将身上仅有的1件毛衣送给莫矜保暖。解放初期，原柳北总队第一大队第六中队中队长魏文荣被错误处理，处境艰难。1956年秋，路璠不避嫌疑，施以援手，将魏文荣引荐到武昌钢铁工业学校工作。为了纪念融县革命先躯陶保桓烈士，路璠含悲撰写《陶保桓烈士传略》，深切缅怀烈士的生平事迹。1991年4月，在融水苗族自治县党委、政府召开的纪念陶保桓烈士座谈会上，路璠和其他老同志提出创办以烈士名字命名的“保桓中学”的倡议，获得上级有关部门和县党政领导的赞同与支持。同年秋，新成立的保桓中学开始招生，如今在校学生已达2400 余人 。

路璠对曾经战斗过的革命老区、老区人民饱含深情。罗城龙岸德山中学是当年地下党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有100余名学生参加柳北总队，被誉为“革命的熔炉和摇篮”。1984年1月，路璠与广西教育厅负责人到德山中学视察，协调落实学校新教学楼的建设资金，消除教学危房隐患。1989年3月，值都宜忻总队“三六”武装起义40周年之际，路璠回到马泗根据地，看望、慰问父老乡亲。当他看到不少村民的生活还比较困难的时候，心里很不安，以致“每念民恩常欲泪，共惭父老尚清贫”。其为人敦厚可见一斑。

路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牢记薪火相传的历史使命与担当。1983年11月，时年67岁的路璠从武汉钢铁学院院长的岗位上离休后，抱着“剩下残年虽兔尾，犹鞭老马绝尘埃”的积极心态，继续为党和国家贡献自己的余热。他返回曾经战斗过的八桂大地，广泛收集史料，独立或与战友合作撰写的《从师专到西大文法学院党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中共融县支部的重建》《皖南事变前后柳州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从开辟到转移——中共桂黔边特支组建前后及其活动》《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的战斗历程》《广西游击战争的片断回忆》等回忆文章，以及参与审稿或为之作序的《中共都宜忻地区党史资料选编》《凤红之歌》《柳北党史资料选编》《罗城解放与剿匪》等作品，将其所了解的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发展历程、工作得失和成败的经验教训记录下来，为后来者提供借鉴。

1982年，原都宜忻总队领导人合影（一排右三为路璠）

路璠生活俭朴，谦逊低调，淡泊名利。其外甥女叶毓娟回忆：“我在舅舅家生活10余年，住的是和武汉钢铁学院普通教师、工人一样的房子。20世纪60年代，家里既无电扇也无沙发。夏天的傍晚，舅舅会端着一盆水，噼里啪啦把几个房间洒满水，以带走一些酷暑的热气。”1995年初，路璠给学院党委写报告：我今自定“一、生不做寿，不受礼，不请客，不行家宴。二、死不举丧，不登报，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尸体可赠作解剖，不留骨灰，事后函告至亲好友。”1996年1月，他在给樊大（原都宜忻总队第八大队教导员）及在柳州各老战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的事业，是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英勇斗争的结果，我们个人渺小得很，不值一提。”

路璠特别重视家庭教育，注重营造学习氛围。他的5个子女个个勤奋读书，相继考上宜昌医学专科学校、武汉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院校，而且事业有成。其小女儿路莉回忆：“父亲从小培养我们良好的阅读习惯。10岁前给我和二哥念故事书，讲历史；10岁以后就给我们挑选适合的书籍阅读，还为全家订购多种报刊。大哥钢华当年学英文，就是看到父亲订的中国日报中英文版而感兴趣，继而以留学生英语考试高分公派出国留学，成为我们家的第一个博士生。”

晚年路璠

2003年10月25日，路璠不幸病逝于武汉，享年87岁，其家人、老战友和生前同事十分悲痛。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殷丹以诗作《悼念路璠同志》，深情回忆两人“风雨雁山同入党……武装地下共提颅”的战斗历程。曾任广西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韦必达亦赋诗一首，表达对为党的事业战斗一生的老领导由衷崇敬之情：

凤红桂柳起风云，寨寨村村万里行。

烈火燎原惊敌胆，高歌奏凯震山城。

荣华利禄抛身外，桃李芬芳满苑庭。

楚地辛劳成痼疾，鞠躬尽瘁为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