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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师光:历经坎坷如行坦

来源: 柳州市档案馆  |   发布日期: 2023-09-21 10:12    |  作者: 吴锡刚


吴师光(1914—2014),汉族,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人,1936年8月参加革命,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桂林市特派员、柳州特派员、上忻工委书记、都宜忻工委副书记兼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以下简称“都宜忻总队”)副政委等职,为广西革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长期在教育系统工作,离休后仍乐于奉献,发挥余热。

青年时代的吴师光(1932年摄于泰国)。

20世纪50年代的吴师光。


父母早逝  辗转多地求学

吴师光,曾用名(化名)吴澄民、吴英、吴柏生、大陈、老郭等,1914年10月出生于今汕头市潮南区胪岗镇(原属广东省潮阳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5岁时,父亲因病去世,生计所迫,母亲只好将吴师光送到家境较好的外祖母家抚养。在外祖母家,吴师光入校读了两年半小学,其余时间在舅父马仁和指导下自学文化,喜欢听舅父讲述古今名人故事。年幼的吴师光十分崇敬精忠报国的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希望长大后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

吴师光15岁那年,母亲病重不治,离他而去。1930年春,在舅父的资助下,吴师光前往暹罗(今泰国)投奔早前去到南洋谋生的哥哥吴沣坚,在一位堂叔开设的当铺里负责挑水和煮饭。1932年春,在哥哥的支持下,吴师光进入曼谷新城门附近的协益小学读六年级。该校由爱国侨商开办,校长刘漱石系大革命失败后流亡到暹罗的广东潮汕籍中共党员、暹罗华侨进步组织领导人。吴师光在刘漱石引导下,受革命思想启蒙教育和爱国主义思想影响,日益关切祖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积极参加当地的反日反蒋宣传活动,开始倾向共产主义。

1933年夏,吴师光回国求学,先后在汕头大中中学(今汕头市第四中学)、普宁县(今普宁市)兴文中学各读1个学期。在兴文中学读书期间,吴师光在学校壁报上发表《谁是抢产者》,批评国民党抢夺人民财产,赞扬共产党将财物分给群众,因此遭到学校反动势力调查,学期结束时被勒令退学。

1934年秋,吴师光考入汕头海滨师范学校(今汕头华侨中学)一年制简师班。11月,他和同校读初中的罗天(改革开放后任广东省第六、第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成立读书会,组织会员阅读何干之《社会发展史》等理论读物以及鲁迅、茅盾等作家文学作品,共同探讨人生、社会、革命理论和抗日救国有关问题,了解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读书会许多成员,后来成为潮汕抗日救亡群众运动骨干或党组织负责人。

抗日救亡  渐成组工骨干

1935年夏,从汕头海滨师范学校毕业后,吴师光自学艾思奇《大众哲学》、沈志远《新经济学大纲》等社会科学著作。1936年8月,受中共地下党员钟骞(历任中共潮安县工委宣传部长、潮汕中心县委宣传部长、闽南特委副书记)指派,吴师光到潮安县培英小学任教,推行拉丁化新文字,联络、发动潮阳、普宁两县小学教师,参加岭东小学教师救国会和华南抗日义勇军潮汕大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6年12月,汕头国民党军警查封华南抗日义勇军潮汕大队部创办的报纸《海岸线》。为躲避地方当局的通缉,吴师光转移到北平,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7年5月1日,由罗天介绍,吴师光、郑峰(一说“郑锋”)加入中国共产党,3人共1个党小组,罗天任组长。多年以后,吴师光深情回忆:“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当时参加中国共产党,是随时可能坐牢和被杀头的,我们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而流尽最后一滴血。”七七事变发生后,吴师光和罗天等人经常于夜间秘密张贴宣传标语、散发传单,动员民众支持第二十九军抗击侵华日军,保卫北平。

10月,吴师光从北平回到广东汕头,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汕头青年救亡同志会(以下简称“青救会”;后改称“青年抗敌同志会”,简称“青抗会”)相关活动。11月下旬,他受中共韩江工委指派,回潮阳县负责党组织恢复和建设工作。

1938年1月,吴师光吸收胜前小学教师马礼正、马世雄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在胜前小学建立中共潮阳胜前支部,林川(改革开放后任汕头大学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任支部书记,这是吴师光回到潮阳后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

与此同时,吴师光与马毅友、马士纯(中共普宁县工委组织部长)等人密切配合,在潮阳县和平(当时属潮阳县第四区)建立里美下寨乡青救会。1938年春,创办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秘密领导的和平里美下寨乡立小学(以下简称“和平里美下寨乡校”)。中共潮汕中心县委调派党员骨干余永瑞、何史到学校分别受聘校长、教务主任,吴师光任训育主任。吴师光等地下党员组织师生到附近乡村演剧,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创办夜校、识字班,动员未入学的妇女、儿童和青年农民学习文化;带领师生帮助群众夏收秋收。当时,设在学校的地下党组织领导的青抗会、妇抗会、农民和儿童工作以及统战工作全面蓬勃发展,该校成为全县抗日救亡运动中心。

1938年3月,经中共潮汕中心县委批准,中共潮阳县中心区委(后改为县工委)在和平里美下寨乡校成立,吴师光先后担任县中心区委组织委员、县工委组织部长兼和平总支书记。和平总支下辖和平里美下寨乡校中心支部、南侨三校(南侨中学第三分校)支部、和平里美下寨农民支部。吴师光积极做好党员发展和培训工作。1939年,仅和平总支党员就达到80余人;主持举办党员骨干培训班,学习内容包括“如何做好党的地下工作”“被捕入狱后应该注意些什么?”等。

1940年2月,中共潮普惠揭中心县委抽调吴师光、马毅友,组成秘密武装小组进入南阳山区活动。6月,与黄玉屏带领由敌后转移过来的汕青游击队武装小组会合,组成1支10余人的潮普惠南武装小组,以樟树仔村为立足点,开辟南阳山游击据点,吴师光负责政治组织和群众工作。7月,为了补充武器装备,潮普惠南武装小组在中共潮阳第六区区委的密切配合下,在大坑乡收缴冲锋枪1支、短枪4支、步枪3支以及弹药一批。

1941年春,吴师光调到潮阳、普宁边区工作。同年夏,他与志同道合的广东潮阳籍地下党员马健华结婚。

1942年6月,设在广东大埔县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史称“南委事件”。为防止损失继续扩大,南委所辖党组织暂停活动,已暴露的党员干部分批撤离转移。吴师光将所联系人员的生活、工作给予安置后,化名吴柏生,到潮阳、普宁两县交界的一所偏僻山区小学教书。

转移广西  担任桂柳特派员

1943年秋,按照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和上级党组织指示,吴师光转移到广西,先后在龙胜县立国民中学(今龙胜中学)、蒙山中学、昭平县立国民中学(今昭平中学)任教,与各校其他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一道,指导学生阅读进步读物,组织师生进行街头演讲,宣传抗日救国思想,营造上下同心、一致抗日的校园气氛。抗战胜利前夕,吴师光准备返回家乡工作。

1945年8月,中共广东区党委委员、粤桂边特委书记黄松坚派粤桂边特委委员魏南金到广西,开展恢复抗战中疏散到桂林地区的广东系统党员组织关系,建立隐蔽精干的党组织等工作。10月,吴师光在平乐县城见到魏南金,魏南金为其恢复党组织关系,指示他继续留在广西工作。随后,魏南金组建隶属中共粤桂边特委领导的中共桂林市支部,指定覃展、吴师光分别担任书记、副书记。1946年秋,桂林市支部改为特派员制,吴师光、覃展分别担任特派员、副特派员。

在桂林期间,吴师光先后以广西日报社校对员、德智中学教师、逸仙中学训导主任的合法身份,秘密发展党员,组织学生运动。他和覃展在桂林文化供应站、桂林师范学院、桂林中学、广西日报社、桂林郊区小学发展积极分子入党,截至1947年1月,党员人数达到23名。1946年4月,吴师光与桂林师范学院地下党员郑仲坚(郑风)联系,指导该院地下党员发展民盟盟员,建立民盟组织,培养学生运动骨干,带动桂林地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5月初,桂林师范学院学生会联合桂林各界进步团体,在学院附中举行盛大的“五四”纪念会和文艺演出活动,号召同学们团结起来,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

1947年1月30日,同在逸仙中学任教的中共桂柳区特派员陈枫通知吴师光到柳州去当特派员。吴师光在《我在柳州的半年间》一文中回忆:“当时通知就要走,没有价钱可讲。至于了解和熟悉柳州的情况,找个公开职业作掩护,爱人和孩子的安置等等都要到柳州后再解决。当时也不认为这些是问题和困难,就是更大的困难和问题也是可以克服的。”2月1日,吴师光、马健华带着仅7个月的女儿忠华(小华)第一次来到柳州。

1947年,吴师光、马健华夫妇和大女儿忠华合影。

经在柳江中学(今柳州市第二中学)任教的广东梅县人、柳州副特派员丘铮协助,吴师光顺利到该校教书,马健华则到柳州实验小学任教。此后,吴师光组织柳州各校进步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宣传活动;指导党员在学校内成立“读书会”“兄弟会”,传阅进步文学作品;发展韦勋猷、梧裕茂等学生运动骨干加入党组织(1949年秋,韦勋猷、梧裕茂分别成长为中共都宜忻工委委员兼都宜忻总队第三联队政委、第四联队联队长兼政委);加强秘密工作和革命气节教育,提升党员隐蔽斗争应变能力和党性素养;通知上了国民党黑名单的龙城中学两位教师安全撤离柳州,协助桂林师范学院教授张泉林(曾任逸仙中学校长)经柳州转移香港。

服从组织  主持上忻工委

1947年7月,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中共广东潮汕地委开展以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为内容的人民游击战争。此时,潮汕的战友来信要吴师光回去共同战斗,解放家乡。他欣喜之余,向中共桂柳区工委书记陈枫提出回广东工作的请求,并得到同意。启程的前一天,陈枫交待他不要回广东了,准备赴上林、忻城地区组织领导武装斗争。陈枫说:“你回去东江也是打游击,到上林忻城那里也是搞武装斗争,上林忻城那里更需要人去组织领导工作。”

同年8月,陈枫在忻城县大塘乡睦邻村(今大塘镇大塘社区木林屯)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共上忻工委,吴师光、丘铮分别担任书记、副书记。会后,吴师光进入忻城中学任教,接收该校地下党员莫江白、覃宝龙、沙君涛等人组织关系;通过学生自治会,以班级为单位成立读书会,组织进步学生秘密传阅《新民主主义论》《文汇报》《华商日报》《时事周报》等进步书刊,培养革命青年;发展凌波平、莫剑峰等积极分子入党,壮大党组织力量。该年底,吴师光指派莫江白、覃宝龙分别进入宜山(今河池市宜州区)马泗(今属忻城县)和都安夷江地区,开辟农村游击根据地。

1947年8月,中共桂柳区工委在忻城县睦邻村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上忻工委。图为会议旧址。


1948年2月14日至3月5日,吴师光、莫江白、何文代表上忻工委参加中共桂柳区工委在柳江县成团乡水灵村举办的工作会议(又称“昆仑山”第一期干部训练班)。在这次会上,吴师光第一次见到时任桂柳区工委委员,后来并肩战斗的路璠。

成团会议后,吴师光将上忻工委机关转移至宜山县城郊龙塘堡练家园(后迁至龙江北岸的叶园),以都安、宜山、忻城为中心开展工作。当时在宜山县宜屏乡中心校任教的地下党员韦必达(后任都宜忻总队第六大队教导员、广西电影制片厂厂长)晚年回忆其与吴师光第一次接头的情形:我们没有见过面,互不认识,他和我见面后,在手掌上写了“黎明”二字,我也在手心上写“方文”(“解放”的“放”字分开写)。这是我离开柳州前郭桂兰同志给定的组织联系暗号。当晚我们促膝谈心,一直谈到下半夜。从谈话中知道他叫吴师光。

进入宜山县城后,吴师光先后以商人、宜山中学(今宜州一中)教师身份为掩护,秘密开展革命活动,指导建立基层党组织,组建革命武装。从1948年3月开始,上忻工委相继成立马泗党支部(后改为加马党支部)、宜山县城党支部(城工党支部)、夷江党支部等基层党组织,积极、慎重地发展一批党员,增强党的战斗力;1948年5月至1949年春,吴师光指导在都安夷江地区和忻城、宜山交界的加(仁)马(泗)地区活动的覃宝龙、卢昌雄、潘雁宣、莫江白、周廷扬、梧裕茂等人,在普遍建立农会小组、妇女会、儿童团、“逃兵会”等群众组织的基础上,成立武工队、武工小组和基干队,筹备开展武装斗争。

1949年3月6日,潘雁宣等人率夷江武工队发动“三六”武装起义,解放都安县中和、内甲、拉烈3个乡,缴获一批枪支弹药,接着成立桂西北人民求生队三六支队(以下简称“三六支队”),下设6个中队,队员150余人,覃宝龙任支队长兼政委,潘雁宣、韦祖成、李武雄任副支队长,卢昌雄任副政委。3月中旬,加马武工队扩编为凤凰山游击队,梧裕茂、莫江白分别担任队长、政委,下辖6个分队,队员100余人。

4月上旬,三六支队会同拉烈武工队攻占都安县伍仁、大成乡,活捉县民团督练官陶振西等20余人,缴获步枪9支和机枪、步枪子弹4000余发。

奔赴前线  组织武装斗争

1949年4月下旬,吴师光将宜山县城党支部工作移交给韦勋猷、蓝秀芳后,陪同中共广西省农委委员路璠到忻城县加仁乡拉料村(今城关镇高塘村拉料屯),召开游击区领导干部会议。会后,吴师光留在游击区就近指导工作,直到宜山县城解放。5月3日,桂西北人民解放军第五团(以下简称“五团”)组建。同月中下旬,五团领导人员调整并对部队进行整编,覃宝龙、莫江白分别担任团长、政委,王定任副团长兼第二大队大队长,吴师光兼五团副政委、第二大队教导员,随第二大队活动。

6月4日,第二大队袭击宜山县北山乡公所,缴获步枪1支、战马1匹、电话机1部,烧毁征兵、征粮名册档案,在北山圩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中共政策和革命道理,开仓分粮1万余斤给贫苦群众,扩大政治影响。7月,五团主力转移到都安夷江。敌人纠集重兵对都宜忻游击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8月底,吴师光、王定率第二大队按计划渡过刁江,突破敌人的包围圈,经永定(龙拱)根据地进入加马根据地,进行休整。9月初,第一、第四、第六大队在北山遭到重大挫折,团政委莫江白等指战员26人壮烈牺牲,此即北山事件。

北山事件后,五团的革命武装斗争一时陷入低潮。危难时刻,吴师光召集王定、周廷扬、梧裕茂、樊茂春、樊大等负责同志在马泗开会,决定第二大队和从北山突围到马泗的战士集中整训,重振部队士气,坚定胜利信心;在巩固加马游击根据地的同时,分别向大塘、思练、屏南、三岔、隆光、歧山等地推进。随后,吴师光、王定筹划消灭国民党忻宜都三县联防办事处主任王子君所部。9月底,第二大队冒着连日大雨,在忻城县滩石隘口伏击王子君部,使其溃不成军,损失惨重。10月29日,第二大队又在涌水桥袭击王子君所属邹祥福自卫队,缴获重、轻机枪各1挺、步枪10余支。11月初,第二大队将王子君及部属包围在加仁乡屯桃村,迫使王子君投诚,加马根据地遂连成一片。

10月下旬,中共上忻工委改组为中共都宜忻工委,五团扩编为都宜忻总队,路璠任工委书记、总队司令员兼政委,吴师光任工委副书记、总队副政委,覃宝龙、周廷扬任总队副司令员。次月下旬,都宜忻总队将所属部队编成4个联队,以联队为单位开展军事活动,吴师光兼第三联队特派员。第三联队指挥5个大队,在宜山县城附近活动。12月2日,都宜忻总队指战员1000余人开进宜山县城,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桂西北重镇宜山宣告解放。此时,都宜忻总队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发展成为一支拥有2100余人的革命武装力量,活动范围扩大到宜山、都安、忻城、柳城等8个县的广大地区,吴师光为此作出重大贡献。

1982年,原都宜忻总队领导合影,前排从左至右:韦必达、周廷扬、吴师光、路璠、覃宝龙、韦勋猷。


在组织开展武装斗争过程中,吴师光十分重视根据地革命政权建设和统战工作。1949年5月,上忻工委在宜山县马泗乡成立凤红区政务委员会(都宜忻游击根据地处于凤凰山与红水河间,故取名“凤红区”),吴师光、周廷扬分别担任主任、副主任,统一领导都宜忻地区政务工作,深入发动群众,发展经济,筹集军需,支援前线,组织联防自卫,打击敌人破坏,开展肃反保卫工作。吴师光深谋远虑、身体力行地开展统战工作,将地方民主人士以及那些同情劳动人民疾苦,又有正义感的国民党县、乡、村基层人员吸引到革命队伍中来,借以不断削弱敌人力量。在他的耐心宣传、多方引导和革命形势影响下,国民党“国大”代表、先后担任忻城中学和宜山中学校长的莫承宣,陆续安排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到两所中学任教,出钱出枪支援革命;国民党宜山县参议会副议长、理苗区区长罗成文与游击队达成书面协议,暗中为游击队提供掩护和情报,后毅然率部起义。

吴师光曾语重心长地对负责与罗成文联络的覃炳刚(后任都宜忻总队第一大队教导员)等人说:“干革命多个人总比少个人好,罗成文和别的人不同,争取得他,可以少一批敌人。”

1982年8月,宜山城工部分同志合影(前排中为吴师光)。

1985年4月,在忻城县召开的都宜忻总队党史编写座谈会合影(二排左四为吴师光)。

1985年7月,原忻城中学部分师生合影(前排左三为吴师光、左五为覃宝龙)。

1985年11月,在都安召开的都宜忻总队斗争史座谈会全体同志合影(前排左九为吴师光)。

1990年7月,在南宁的原都宜忻总队战友合影(前排右六为吴师光)。

20世纪80年代,吴师光(前排右二)等都宜忻总队领导到宜山叶村联络站慰问座谈。


百岁人生  彰显忠诚淡泊

1949年12月,中共宜山县委、宜山县人民政府成立,吴师光先后担任宜山县委书记、县长兼县法院院长,组织建立区、乡基层政权,配合驻军平息土匪暴乱,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土地改革和土地复查工作,多措并举,促使全县农业、工商业和教育文化事业得以恢复和初步发展。1953年至1984年,吴师光历任广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科长、副处长、办公室主任,梧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市文教办公室副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局(厅)副局长、顾问等职。回顾其漫长革命生涯,始终丹心向党,淡泊名利,关心同志,热爱教育事业。

丹心向党,一往无前。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他投身革命,辗转于广东潮汕、北平和广西桂林、柳州、都宜忻等地,经受血与火的考验;服从组织安排,多次放弃回广东工作的机会,全身心投入广西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1984年12月,吴师光离休后,仍担任广西教育学会顾问、自治区教育厅(教委)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等职务,抱着“老当益壮蹄仍奋”的积极心态,开展相关活动有声有色。1991年6月,因所在党支部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评为全国老干部先进集体,他赴京出席全国老干部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会,获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并合影留念。2005年8月,吴师光前往汕头参加广东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与林川等战友相聚,抚今追昔,百感交集。次月,有关部门为他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迟暮之年,吴师光深情地说,我活一天,就跟党走一天。

淡泊名利,心态平和。吴师光从不计较个人名位,能上能下,谦逊低调,任劳任怨。1949年5月,调整五团领导成员时,不是上忻工委委员的莫江白担任团政委,工委书记吴师光反而兼任副政委,这种不合常规的人事安排引起部分干部议论。路璠在其《我和都宜忻游击队》一文中写道:“师光同志提出,团领导由江白、宝龙两同志负责,我都同意。后来江白坚持要师光同志牵头,我在坚持原意的前提下,请师光同志屈居副职……师光同志并不计较个人名位,而且工作一直干得很好,这种谦虚大度精神,为我所不及。”1952年底,由于受“左”的影响,吴师光被错误处理;1984年12月,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为他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其间,无论职务高低、顺境逆境,吴师光波澜不惊,随遇而安,一如既往地做好每一份工作。晚年的吴师光喜欢读报,关心时事,坚持运动,90岁左右仍打门球、洗冷水澡,尽显乐观豁达的精神风貌;爱饮茶,不抽烟,不喝酒,作息有规律,每餐只吃七分饱。2004年9月,他被评为广西第八届健康老人。

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局局长、党组书记覃宝龙,对相知甚深的战友吴师光数十年革命生涯作出如下评价:“历经坎坷如行坦”。

关心同志,感情真挚。担任上忻工委书记期间,吴师光十分注重发挥忻城籍中共党员莫江白的作用,先后推荐莫江白参加中共桂柳区工委、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举办的3次干部训练班。莫江白在“北山事件”中英勇牺牲后,吴师光心情沉痛、难以释怀,晚年撰写《回忆莫江白同志》,深切缅怀战友的生平事迹和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操。五团副团长兼第二大队大队长王定,1949年2月,在广东西江地区开展武装斗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候补期一年,1949年6月,提前8个月转为正式党员。20世纪50年代中期,王定提前转正问题受到组织核查,吴师光实事求是写出书面材料,证明王定属于工作负责,斗争坚决,战时工作需要,经党组织讨论,同意提前转正。朱明烈士系五团一名坚强战士,为创建龙拱游击根据地呕心沥血,与吴师光等地下党、游击队领导人结下深厚情谊,1949年9月被敌人抓捕,经受了酷刑拷打,坚贞不屈,1959年1月病逝。其妻子邵鸾光暮年随儿子朱树华定居南宁。每逢中秋、春节,吴师光夫妇都去看望战友遗属,嘘寒问暖。

热爱教育事业,关心学生成长。他说,我之所以取名师光,就是认为当教师光荣。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吴师光先后在广东、广西多所学校任教,引导大批进步学生走上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他仍希望回到学校教书,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智慧。2001年,值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之际,吴师光在《广西教育》杂志发表《七一感言》,希望教育界同仁重温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青少年进行中共党史和爱国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2010年,时年96岁的吴师光,欣然为宜州一中建校80周年校庆题词“育才园地”,期望曾经工作过的这所学校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2014年5月2日,吴师光在南宁病逝,享年100岁。

1956年12月,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旁听生广西省学习小组合影(前排左五为吴师光)。

1984年9月,吴师光(一排右九)参加中共潮阳党史资料征集研究会合影。

1984年春节,吴师光全家合影。

2004年4月,90岁的吴师光( 左四)与球友合影。

2005年8月,吴师光(中)与老战友林川(右二)在汕头合影。

2004年9月,吴师光被评为广西第八届健康老人。

2005年9月,吴师光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2005年9月,吴师光、马健华夫妇佩戴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合影。

晚年吴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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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师光:历经坎坷如行坦

来源: 柳州市档案馆  |   发布日期: 2023-09-21 10:12    |  作者: 吴锡刚


吴师光(1914—2014),汉族,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人,1936年8月参加革命,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桂林市特派员、柳州特派员、上忻工委书记、都宜忻工委副书记兼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以下简称“都宜忻总队”)副政委等职,为广西革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长期在教育系统工作,离休后仍乐于奉献,发挥余热。

青年时代的吴师光(1932年摄于泰国)。

20世纪50年代的吴师光。


父母早逝  辗转多地求学

吴师光,曾用名(化名)吴澄民、吴英、吴柏生、大陈、老郭等,1914年10月出生于今汕头市潮南区胪岗镇(原属广东省潮阳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5岁时,父亲因病去世,生计所迫,母亲只好将吴师光送到家境较好的外祖母家抚养。在外祖母家,吴师光入校读了两年半小学,其余时间在舅父马仁和指导下自学文化,喜欢听舅父讲述古今名人故事。年幼的吴师光十分崇敬精忠报国的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希望长大后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

吴师光15岁那年,母亲病重不治,离他而去。1930年春,在舅父的资助下,吴师光前往暹罗(今泰国)投奔早前去到南洋谋生的哥哥吴沣坚,在一位堂叔开设的当铺里负责挑水和煮饭。1932年春,在哥哥的支持下,吴师光进入曼谷新城门附近的协益小学读六年级。该校由爱国侨商开办,校长刘漱石系大革命失败后流亡到暹罗的广东潮汕籍中共党员、暹罗华侨进步组织领导人。吴师光在刘漱石引导下,受革命思想启蒙教育和爱国主义思想影响,日益关切祖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积极参加当地的反日反蒋宣传活动,开始倾向共产主义。

1933年夏,吴师光回国求学,先后在汕头大中中学(今汕头市第四中学)、普宁县(今普宁市)兴文中学各读1个学期。在兴文中学读书期间,吴师光在学校壁报上发表《谁是抢产者》,批评国民党抢夺人民财产,赞扬共产党将财物分给群众,因此遭到学校反动势力调查,学期结束时被勒令退学。

1934年秋,吴师光考入汕头海滨师范学校(今汕头华侨中学)一年制简师班。11月,他和同校读初中的罗天(改革开放后任广东省第六、第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成立读书会,组织会员阅读何干之《社会发展史》等理论读物以及鲁迅、茅盾等作家文学作品,共同探讨人生、社会、革命理论和抗日救国有关问题,了解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读书会许多成员,后来成为潮汕抗日救亡群众运动骨干或党组织负责人。

抗日救亡  渐成组工骨干

1935年夏,从汕头海滨师范学校毕业后,吴师光自学艾思奇《大众哲学》、沈志远《新经济学大纲》等社会科学著作。1936年8月,受中共地下党员钟骞(历任中共潮安县工委宣传部长、潮汕中心县委宣传部长、闽南特委副书记)指派,吴师光到潮安县培英小学任教,推行拉丁化新文字,联络、发动潮阳、普宁两县小学教师,参加岭东小学教师救国会和华南抗日义勇军潮汕大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6年12月,汕头国民党军警查封华南抗日义勇军潮汕大队部创办的报纸《海岸线》。为躲避地方当局的通缉,吴师光转移到北平,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7年5月1日,由罗天介绍,吴师光、郑峰(一说“郑锋”)加入中国共产党,3人共1个党小组,罗天任组长。多年以后,吴师光深情回忆:“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当时参加中国共产党,是随时可能坐牢和被杀头的,我们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而流尽最后一滴血。”七七事变发生后,吴师光和罗天等人经常于夜间秘密张贴宣传标语、散发传单,动员民众支持第二十九军抗击侵华日军,保卫北平。

10月,吴师光从北平回到广东汕头,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汕头青年救亡同志会(以下简称“青救会”;后改称“青年抗敌同志会”,简称“青抗会”)相关活动。11月下旬,他受中共韩江工委指派,回潮阳县负责党组织恢复和建设工作。

1938年1月,吴师光吸收胜前小学教师马礼正、马世雄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在胜前小学建立中共潮阳胜前支部,林川(改革开放后任汕头大学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任支部书记,这是吴师光回到潮阳后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

与此同时,吴师光与马毅友、马士纯(中共普宁县工委组织部长)等人密切配合,在潮阳县和平(当时属潮阳县第四区)建立里美下寨乡青救会。1938年春,创办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秘密领导的和平里美下寨乡立小学(以下简称“和平里美下寨乡校”)。中共潮汕中心县委调派党员骨干余永瑞、何史到学校分别受聘校长、教务主任,吴师光任训育主任。吴师光等地下党员组织师生到附近乡村演剧,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创办夜校、识字班,动员未入学的妇女、儿童和青年农民学习文化;带领师生帮助群众夏收秋收。当时,设在学校的地下党组织领导的青抗会、妇抗会、农民和儿童工作以及统战工作全面蓬勃发展,该校成为全县抗日救亡运动中心。

1938年3月,经中共潮汕中心县委批准,中共潮阳县中心区委(后改为县工委)在和平里美下寨乡校成立,吴师光先后担任县中心区委组织委员、县工委组织部长兼和平总支书记。和平总支下辖和平里美下寨乡校中心支部、南侨三校(南侨中学第三分校)支部、和平里美下寨农民支部。吴师光积极做好党员发展和培训工作。1939年,仅和平总支党员就达到80余人;主持举办党员骨干培训班,学习内容包括“如何做好党的地下工作”“被捕入狱后应该注意些什么?”等。

1940年2月,中共潮普惠揭中心县委抽调吴师光、马毅友,组成秘密武装小组进入南阳山区活动。6月,与黄玉屏带领由敌后转移过来的汕青游击队武装小组会合,组成1支10余人的潮普惠南武装小组,以樟树仔村为立足点,开辟南阳山游击据点,吴师光负责政治组织和群众工作。7月,为了补充武器装备,潮普惠南武装小组在中共潮阳第六区区委的密切配合下,在大坑乡收缴冲锋枪1支、短枪4支、步枪3支以及弹药一批。

1941年春,吴师光调到潮阳、普宁边区工作。同年夏,他与志同道合的广东潮阳籍地下党员马健华结婚。

1942年6月,设在广东大埔县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史称“南委事件”。为防止损失继续扩大,南委所辖党组织暂停活动,已暴露的党员干部分批撤离转移。吴师光将所联系人员的生活、工作给予安置后,化名吴柏生,到潮阳、普宁两县交界的一所偏僻山区小学教书。

转移广西  担任桂柳特派员

1943年秋,按照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和上级党组织指示,吴师光转移到广西,先后在龙胜县立国民中学(今龙胜中学)、蒙山中学、昭平县立国民中学(今昭平中学)任教,与各校其他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一道,指导学生阅读进步读物,组织师生进行街头演讲,宣传抗日救国思想,营造上下同心、一致抗日的校园气氛。抗战胜利前夕,吴师光准备返回家乡工作。

1945年8月,中共广东区党委委员、粤桂边特委书记黄松坚派粤桂边特委委员魏南金到广西,开展恢复抗战中疏散到桂林地区的广东系统党员组织关系,建立隐蔽精干的党组织等工作。10月,吴师光在平乐县城见到魏南金,魏南金为其恢复党组织关系,指示他继续留在广西工作。随后,魏南金组建隶属中共粤桂边特委领导的中共桂林市支部,指定覃展、吴师光分别担任书记、副书记。1946年秋,桂林市支部改为特派员制,吴师光、覃展分别担任特派员、副特派员。

在桂林期间,吴师光先后以广西日报社校对员、德智中学教师、逸仙中学训导主任的合法身份,秘密发展党员,组织学生运动。他和覃展在桂林文化供应站、桂林师范学院、桂林中学、广西日报社、桂林郊区小学发展积极分子入党,截至1947年1月,党员人数达到23名。1946年4月,吴师光与桂林师范学院地下党员郑仲坚(郑风)联系,指导该院地下党员发展民盟盟员,建立民盟组织,培养学生运动骨干,带动桂林地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5月初,桂林师范学院学生会联合桂林各界进步团体,在学院附中举行盛大的“五四”纪念会和文艺演出活动,号召同学们团结起来,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

1947年1月30日,同在逸仙中学任教的中共桂柳区特派员陈枫通知吴师光到柳州去当特派员。吴师光在《我在柳州的半年间》一文中回忆:“当时通知就要走,没有价钱可讲。至于了解和熟悉柳州的情况,找个公开职业作掩护,爱人和孩子的安置等等都要到柳州后再解决。当时也不认为这些是问题和困难,就是更大的困难和问题也是可以克服的。”2月1日,吴师光、马健华带着仅7个月的女儿忠华(小华)第一次来到柳州。

1947年,吴师光、马健华夫妇和大女儿忠华合影。

经在柳江中学(今柳州市第二中学)任教的广东梅县人、柳州副特派员丘铮协助,吴师光顺利到该校教书,马健华则到柳州实验小学任教。此后,吴师光组织柳州各校进步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宣传活动;指导党员在学校内成立“读书会”“兄弟会”,传阅进步文学作品;发展韦勋猷、梧裕茂等学生运动骨干加入党组织(1949年秋,韦勋猷、梧裕茂分别成长为中共都宜忻工委委员兼都宜忻总队第三联队政委、第四联队联队长兼政委);加强秘密工作和革命气节教育,提升党员隐蔽斗争应变能力和党性素养;通知上了国民党黑名单的龙城中学两位教师安全撤离柳州,协助桂林师范学院教授张泉林(曾任逸仙中学校长)经柳州转移香港。

服从组织  主持上忻工委

1947年7月,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中共广东潮汕地委开展以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为内容的人民游击战争。此时,潮汕的战友来信要吴师光回去共同战斗,解放家乡。他欣喜之余,向中共桂柳区工委书记陈枫提出回广东工作的请求,并得到同意。启程的前一天,陈枫交待他不要回广东了,准备赴上林、忻城地区组织领导武装斗争。陈枫说:“你回去东江也是打游击,到上林忻城那里也是搞武装斗争,上林忻城那里更需要人去组织领导工作。”

同年8月,陈枫在忻城县大塘乡睦邻村(今大塘镇大塘社区木林屯)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共上忻工委,吴师光、丘铮分别担任书记、副书记。会后,吴师光进入忻城中学任教,接收该校地下党员莫江白、覃宝龙、沙君涛等人组织关系;通过学生自治会,以班级为单位成立读书会,组织进步学生秘密传阅《新民主主义论》《文汇报》《华商日报》《时事周报》等进步书刊,培养革命青年;发展凌波平、莫剑峰等积极分子入党,壮大党组织力量。该年底,吴师光指派莫江白、覃宝龙分别进入宜山(今河池市宜州区)马泗(今属忻城县)和都安夷江地区,开辟农村游击根据地。

1947年8月,中共桂柳区工委在忻城县睦邻村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上忻工委。图为会议旧址。


1948年2月14日至3月5日,吴师光、莫江白、何文代表上忻工委参加中共桂柳区工委在柳江县成团乡水灵村举办的工作会议(又称“昆仑山”第一期干部训练班)。在这次会上,吴师光第一次见到时任桂柳区工委委员,后来并肩战斗的路璠。

成团会议后,吴师光将上忻工委机关转移至宜山县城郊龙塘堡练家园(后迁至龙江北岸的叶园),以都安、宜山、忻城为中心开展工作。当时在宜山县宜屏乡中心校任教的地下党员韦必达(后任都宜忻总队第六大队教导员、广西电影制片厂厂长)晚年回忆其与吴师光第一次接头的情形:我们没有见过面,互不认识,他和我见面后,在手掌上写了“黎明”二字,我也在手心上写“方文”(“解放”的“放”字分开写)。这是我离开柳州前郭桂兰同志给定的组织联系暗号。当晚我们促膝谈心,一直谈到下半夜。从谈话中知道他叫吴师光。

进入宜山县城后,吴师光先后以商人、宜山中学(今宜州一中)教师身份为掩护,秘密开展革命活动,指导建立基层党组织,组建革命武装。从1948年3月开始,上忻工委相继成立马泗党支部(后改为加马党支部)、宜山县城党支部(城工党支部)、夷江党支部等基层党组织,积极、慎重地发展一批党员,增强党的战斗力;1948年5月至1949年春,吴师光指导在都安夷江地区和忻城、宜山交界的加(仁)马(泗)地区活动的覃宝龙、卢昌雄、潘雁宣、莫江白、周廷扬、梧裕茂等人,在普遍建立农会小组、妇女会、儿童团、“逃兵会”等群众组织的基础上,成立武工队、武工小组和基干队,筹备开展武装斗争。

1949年3月6日,潘雁宣等人率夷江武工队发动“三六”武装起义,解放都安县中和、内甲、拉烈3个乡,缴获一批枪支弹药,接着成立桂西北人民求生队三六支队(以下简称“三六支队”),下设6个中队,队员150余人,覃宝龙任支队长兼政委,潘雁宣、韦祖成、李武雄任副支队长,卢昌雄任副政委。3月中旬,加马武工队扩编为凤凰山游击队,梧裕茂、莫江白分别担任队长、政委,下辖6个分队,队员100余人。

4月上旬,三六支队会同拉烈武工队攻占都安县伍仁、大成乡,活捉县民团督练官陶振西等20余人,缴获步枪9支和机枪、步枪子弹4000余发。

奔赴前线  组织武装斗争

1949年4月下旬,吴师光将宜山县城党支部工作移交给韦勋猷、蓝秀芳后,陪同中共广西省农委委员路璠到忻城县加仁乡拉料村(今城关镇高塘村拉料屯),召开游击区领导干部会议。会后,吴师光留在游击区就近指导工作,直到宜山县城解放。5月3日,桂西北人民解放军第五团(以下简称“五团”)组建。同月中下旬,五团领导人员调整并对部队进行整编,覃宝龙、莫江白分别担任团长、政委,王定任副团长兼第二大队大队长,吴师光兼五团副政委、第二大队教导员,随第二大队活动。

6月4日,第二大队袭击宜山县北山乡公所,缴获步枪1支、战马1匹、电话机1部,烧毁征兵、征粮名册档案,在北山圩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中共政策和革命道理,开仓分粮1万余斤给贫苦群众,扩大政治影响。7月,五团主力转移到都安夷江。敌人纠集重兵对都宜忻游击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8月底,吴师光、王定率第二大队按计划渡过刁江,突破敌人的包围圈,经永定(龙拱)根据地进入加马根据地,进行休整。9月初,第一、第四、第六大队在北山遭到重大挫折,团政委莫江白等指战员26人壮烈牺牲,此即北山事件。

北山事件后,五团的革命武装斗争一时陷入低潮。危难时刻,吴师光召集王定、周廷扬、梧裕茂、樊茂春、樊大等负责同志在马泗开会,决定第二大队和从北山突围到马泗的战士集中整训,重振部队士气,坚定胜利信心;在巩固加马游击根据地的同时,分别向大塘、思练、屏南、三岔、隆光、歧山等地推进。随后,吴师光、王定筹划消灭国民党忻宜都三县联防办事处主任王子君所部。9月底,第二大队冒着连日大雨,在忻城县滩石隘口伏击王子君部,使其溃不成军,损失惨重。10月29日,第二大队又在涌水桥袭击王子君所属邹祥福自卫队,缴获重、轻机枪各1挺、步枪10余支。11月初,第二大队将王子君及部属包围在加仁乡屯桃村,迫使王子君投诚,加马根据地遂连成一片。

10月下旬,中共上忻工委改组为中共都宜忻工委,五团扩编为都宜忻总队,路璠任工委书记、总队司令员兼政委,吴师光任工委副书记、总队副政委,覃宝龙、周廷扬任总队副司令员。次月下旬,都宜忻总队将所属部队编成4个联队,以联队为单位开展军事活动,吴师光兼第三联队特派员。第三联队指挥5个大队,在宜山县城附近活动。12月2日,都宜忻总队指战员1000余人开进宜山县城,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桂西北重镇宜山宣告解放。此时,都宜忻总队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发展成为一支拥有2100余人的革命武装力量,活动范围扩大到宜山、都安、忻城、柳城等8个县的广大地区,吴师光为此作出重大贡献。

1982年,原都宜忻总队领导合影,前排从左至右:韦必达、周廷扬、吴师光、路璠、覃宝龙、韦勋猷。


在组织开展武装斗争过程中,吴师光十分重视根据地革命政权建设和统战工作。1949年5月,上忻工委在宜山县马泗乡成立凤红区政务委员会(都宜忻游击根据地处于凤凰山与红水河间,故取名“凤红区”),吴师光、周廷扬分别担任主任、副主任,统一领导都宜忻地区政务工作,深入发动群众,发展经济,筹集军需,支援前线,组织联防自卫,打击敌人破坏,开展肃反保卫工作。吴师光深谋远虑、身体力行地开展统战工作,将地方民主人士以及那些同情劳动人民疾苦,又有正义感的国民党县、乡、村基层人员吸引到革命队伍中来,借以不断削弱敌人力量。在他的耐心宣传、多方引导和革命形势影响下,国民党“国大”代表、先后担任忻城中学和宜山中学校长的莫承宣,陆续安排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到两所中学任教,出钱出枪支援革命;国民党宜山县参议会副议长、理苗区区长罗成文与游击队达成书面协议,暗中为游击队提供掩护和情报,后毅然率部起义。

吴师光曾语重心长地对负责与罗成文联络的覃炳刚(后任都宜忻总队第一大队教导员)等人说:“干革命多个人总比少个人好,罗成文和别的人不同,争取得他,可以少一批敌人。”

1982年8月,宜山城工部分同志合影(前排中为吴师光)。

1985年4月,在忻城县召开的都宜忻总队党史编写座谈会合影(二排左四为吴师光)。

1985年7月,原忻城中学部分师生合影(前排左三为吴师光、左五为覃宝龙)。

1985年11月,在都安召开的都宜忻总队斗争史座谈会全体同志合影(前排左九为吴师光)。

1990年7月,在南宁的原都宜忻总队战友合影(前排右六为吴师光)。

20世纪80年代,吴师光(前排右二)等都宜忻总队领导到宜山叶村联络站慰问座谈。


百岁人生  彰显忠诚淡泊

1949年12月,中共宜山县委、宜山县人民政府成立,吴师光先后担任宜山县委书记、县长兼县法院院长,组织建立区、乡基层政权,配合驻军平息土匪暴乱,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土地改革和土地复查工作,多措并举,促使全县农业、工商业和教育文化事业得以恢复和初步发展。1953年至1984年,吴师光历任广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科长、副处长、办公室主任,梧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市文教办公室副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局(厅)副局长、顾问等职。回顾其漫长革命生涯,始终丹心向党,淡泊名利,关心同志,热爱教育事业。

丹心向党,一往无前。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他投身革命,辗转于广东潮汕、北平和广西桂林、柳州、都宜忻等地,经受血与火的考验;服从组织安排,多次放弃回广东工作的机会,全身心投入广西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1984年12月,吴师光离休后,仍担任广西教育学会顾问、自治区教育厅(教委)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等职务,抱着“老当益壮蹄仍奋”的积极心态,开展相关活动有声有色。1991年6月,因所在党支部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评为全国老干部先进集体,他赴京出席全国老干部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会,获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并合影留念。2005年8月,吴师光前往汕头参加广东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与林川等战友相聚,抚今追昔,百感交集。次月,有关部门为他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迟暮之年,吴师光深情地说,我活一天,就跟党走一天。

淡泊名利,心态平和。吴师光从不计较个人名位,能上能下,谦逊低调,任劳任怨。1949年5月,调整五团领导成员时,不是上忻工委委员的莫江白担任团政委,工委书记吴师光反而兼任副政委,这种不合常规的人事安排引起部分干部议论。路璠在其《我和都宜忻游击队》一文中写道:“师光同志提出,团领导由江白、宝龙两同志负责,我都同意。后来江白坚持要师光同志牵头,我在坚持原意的前提下,请师光同志屈居副职……师光同志并不计较个人名位,而且工作一直干得很好,这种谦虚大度精神,为我所不及。”1952年底,由于受“左”的影响,吴师光被错误处理;1984年12月,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为他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其间,无论职务高低、顺境逆境,吴师光波澜不惊,随遇而安,一如既往地做好每一份工作。晚年的吴师光喜欢读报,关心时事,坚持运动,90岁左右仍打门球、洗冷水澡,尽显乐观豁达的精神风貌;爱饮茶,不抽烟,不喝酒,作息有规律,每餐只吃七分饱。2004年9月,他被评为广西第八届健康老人。

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局局长、党组书记覃宝龙,对相知甚深的战友吴师光数十年革命生涯作出如下评价:“历经坎坷如行坦”。

关心同志,感情真挚。担任上忻工委书记期间,吴师光十分注重发挥忻城籍中共党员莫江白的作用,先后推荐莫江白参加中共桂柳区工委、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举办的3次干部训练班。莫江白在“北山事件”中英勇牺牲后,吴师光心情沉痛、难以释怀,晚年撰写《回忆莫江白同志》,深切缅怀战友的生平事迹和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操。五团副团长兼第二大队大队长王定,1949年2月,在广东西江地区开展武装斗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候补期一年,1949年6月,提前8个月转为正式党员。20世纪50年代中期,王定提前转正问题受到组织核查,吴师光实事求是写出书面材料,证明王定属于工作负责,斗争坚决,战时工作需要,经党组织讨论,同意提前转正。朱明烈士系五团一名坚强战士,为创建龙拱游击根据地呕心沥血,与吴师光等地下党、游击队领导人结下深厚情谊,1949年9月被敌人抓捕,经受了酷刑拷打,坚贞不屈,1959年1月病逝。其妻子邵鸾光暮年随儿子朱树华定居南宁。每逢中秋、春节,吴师光夫妇都去看望战友遗属,嘘寒问暖。

热爱教育事业,关心学生成长。他说,我之所以取名师光,就是认为当教师光荣。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吴师光先后在广东、广西多所学校任教,引导大批进步学生走上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他仍希望回到学校教书,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智慧。2001年,值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之际,吴师光在《广西教育》杂志发表《七一感言》,希望教育界同仁重温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青少年进行中共党史和爱国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2010年,时年96岁的吴师光,欣然为宜州一中建校80周年校庆题词“育才园地”,期望曾经工作过的这所学校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2014年5月2日,吴师光在南宁病逝,享年100岁。

1956年12月,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旁听生广西省学习小组合影(前排左五为吴师光)。

1984年9月,吴师光(一排右九)参加中共潮阳党史资料征集研究会合影。

1984年春节,吴师光全家合影。

2004年4月,90岁的吴师光( 左四)与球友合影。

2005年8月,吴师光(中)与老战友林川(右二)在汕头合影。

2004年9月,吴师光被评为广西第八届健康老人。

2005年9月,吴师光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2005年9月,吴师光、马健华夫妇佩戴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合影。

晚年吴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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