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培元（1917—2007），汉族，广西陆川人，1933年参加革命，193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山大学法学院支部书记、柳州日报社社长兼报社警卫队队长、中共桂北临时联合工委负责人、柳州日报社特支副书记等职，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组织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为柳北地区抗战作出重要贡献。

罗培元档案图片

罗培元家乡陆川县乌石镇蒙村专塘队一角

辗转三省求学  投身救亡活动

1917年（月份不详。一说1918年12月），罗培元出生于陆川县坡脚村（今陆川县乌石镇蒙村专塘队）一个书香之家。相传罗氏远祖罗大常于明朝年间从江西吉水县辗转迁到坡脚拓荒定居。其家族先辈热心捐资办学，崇尚耕读传家，提倡“耕以养身，读以明理，退可孝悌于家，进可出仕治国。”他的曾祖父、祖父分别是举人、贡生。罗培元6岁开始入小学读书，五年级时因善写作文小有名气，被选为敦本小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

1931年，罗培元的父亲罗士玑病逝。同年秋，由胞兄罗增元供他到设于乌石圩（今乌石镇）的私立南平初中读书。时值九一八事变爆发，罗培元积极参加进步师生组织的上街演讲、张贴标语、抵制日货等抗日救亡活动。在罗英寿等进步教师的影响下，罗培元牵头成立秘密读书会，组织会员传阅《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史》《合平青年》（由陆川赴沪读书的进步学生成立的合平青年会出版的刊物。合平是陆川县旧称）等进步书刊，接受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1933年，罗培元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陆川县劳农会，不久被推选为乌石区委委员。当选的那天，他向中共乌石区委组织委员、乌石区劳农会负责人朱育奎（1916—1945）申请加入共产党。朱育奎回答说，劳农会的区委委员都算是党员了。罗培元喜不自胜，更加努力串联贫苦农民，壮大劳农会队伍。

1935年秋，在家族尝产津贴（属家族筹集的助学金）支持和亲友资助下，罗培元考入广州私立仲元中学（今广东仲元中学）。此时，中共陆川县党组织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县委委员朱育奎要求罗培元到广州一边念书，一边用心寻找上级党组织。

在广州读书期间，罗培元先后结识校外的罗范群（中山大学社会系学生）、刘佛年、卓炯等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会同在穗求学的陆川籍学生林克武（中共党员）、罗耿南、林继茂等人组织地下集会，讨论抗日救亡相关事宜。1936年4月，他在《死读书不能救国》（载《救亡月刊》1936年第一卷第二期）一文中提出：“只有在革命的求学与实际的行动中才有真正的青年生活。我们希望全国的学生一致冲出死读书读死书的羁缚，去实践为革命而求学，唤醒大众，组织大众，起来救亡的这一神圣的任务！”同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罗培元和其他进步学生一道积极参与支持反蒋抗日活动。

同年，陆川在穗同乡会理事会改选，罗培元当选为理事和出版股股长。他和其他编辑将原来中性的会刊《陆喇》改名为《陆川呼声》，刊载国际、国内形势评论文章，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及进步思想的散文、诗歌、来信等，受到陆川在外求学的大中学生及县内众多青少年学生好评。

1937年8月，暑假返乡的罗培元、林克武应邀到中共陆川县委在陆官冲羊屋召开的党员代表大会上作关于抗战形势的报告。此后，由于广州遭受日机轰炸，仲元中学搬迁无着，罗培元暂留石滩中心校（今乌石镇中心小学）任教，同时奉县委书记朱育奎指示承办县委地下油印刊物的编印工作。一个学期后，他到广州长城中学读完高中课程，报考中山大学和国民大学。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夕，在国民大学上学仅月余的罗培元回到陆川。当时，国共合作、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抗日宣传活动公开化，他邀集从广州读书归来的学生在县城成立陆川青年救亡团，自费出版不定期的石印小报《救亡报》，影响逐渐遍及全县。随后，罗培元被县政府任命为县抗日动员委员会宣传股股长，青年救亡团遂成为官办抗日团体。其间，罗培元到陆川中学代教国文，编写剧本并组织演出抗日题材戏剧《王都丽》；应邀为县自卫队讲述抗战形势，教唱《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激发队员的爱国热情。

1938年冬，罗培元被中山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录取。那时，中山大学从广东省罗定拟迁广西省龙州，在迁往龙州途中又决定改迁云南省澂江（今澄江县）。1939 年3月，中山大学在澂江开学。入学后，罗培元与同乡同学谢华清结为好友，谢华清了解罗培元系陆川抗日救亡活动的积极分子，便介绍其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进步社团——青年生活社（以下简称“青生社”）。

在青生社组织的一次夏令营晚会上，本着嘤鸣求友之意，罗培元大胆地唱了一遍《国际歌》，引起中共地下党员劳家顺（劳辛）、李文浩的注意。在后来的交往中，罗培元向李文浩汇报过去在陆川、广州的活动情况，提出恢复党籍的愿望。李文浩明确说恢复党籍有困难，只能重新入党。1939年9月，经劳家顺、李文浩介绍，由工学院党员周亨达代表党组织吸收罗培元加入中国共产党，编入法学院党小组（负责人谢文思）过组织生活。大约于次年初，经党组织安排，罗培元担任青生社负责人，在加强社团活动，团结中间师生，发展抗日进步力量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1940年秋，中山大学搬回粤北坪石办学，罗培元、吕维多（吕冰）偕石兆棠教授一道经柳州、桂林前往粤北。动身前，林之纯（中共中山大学特支组织委员）与罗培元接上党组织关系，通知他停止青生社活动，注意隐蔽政治身份。1941年暑假，罗培元参加中共粤北省委青年部部长陈能兴主持的乐昌训练班，任训练班支部书记。训练班课程包括中国革命问题、党的建设、马列主义、统战工作、青年运动和国际国内形势报告等。集训结束时，负责中山大学党组织活动的粤北省委青年部副部长张江明指派罗培元、罗湘林分别担任法学院支部书记、副书记。

在坪石期间，罗培元还担任中山大学政治学系学生社团政治学会的学术部干事，致力于促进会员研究学术、联络感情，出版《政声》壁报，邀请校内外教授、名人作专题演讲。

1942年夏，罗培元和妻子吕维多（1941年夏入党）大学毕业，原计划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后改编为东江纵队）工作，因路线不通未能成行。

经营柳州日报  聚集进步力量

1942年6月底，经张江明同意，应柳州日报社总编辑林继茂邀请，罗培元前往该报社任编辑主任，吕维多到柳州龙城中学任教。同年11月，陈能兴到柳州向罗培元传达粤北省委被破坏、暂时停止组织活动的意见，告知其组织关系没有转到广西，不要与任何人发生横向组织关系，以免误陷特务布下的陷阱；按党的白区工作方针以及重庆《新华日报》的精神办报；利用社会关系，相继掩护自广东转移到柳州和过往的党员、进步分子，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和困难。

罗培元到报社七个月间，广西先后发生“七·九”事件和“一·一五”事件，国民党广西当局在全省大肆逮捕共产党人。1943年1月15日，中共地下党员林继茂（原由中共柳州市委领导成员李文浩单线联系，李在“七·九”事件后奉命撤离）被捕后自首，报社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危急之际，罗培元保持镇定，不露声色，处之泰然。他分析过去虽然和林继茂一起参加过革命活动，但林继茂并不清楚后来的情况和自己的党员身份，敌人抓不到什么把柄，如果贸然离开，反而会暴露自己，不如留下坚守《柳州日报》这块宣传阵地。林继茂被捕去职后，罗培元以出色的才干获得柳州区（广西省第二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以下简称“柳州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尹承纲的欣赏和新闻界同仁的广泛认可，先后被任命为副社长兼总编辑、社长，当选为柳州记者公会理事长。

遵照陈能兴的指示，罗培元在担任总编辑、社长等职务期间，从广东引进邓楚白、张琛、陈力智、邓邦俊、吴奇勋、温流、何家英等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借机调整报社人事，编辑主任、采访主任、电务室主任、编辑、记者、译电员，以及经理、会计、总务、校对、资料员等岗位几乎都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充任，设法秘密收译延安电台新闻。当时，报社没有党组织（原有支部在“七·九”事件后撤离），报社内党员之间虽然没有组织关系，但彼此心照不宣，配合默契，紧密团结在一起，以重庆《新华日报》的精神为指导，自觉地按照党中央的方针原则开展活动，形成一股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力量。《柳州日报》成为广西一面抗日和进步的旗帜，《新华日报》不时转载或摘刊《柳州日报》的评论，其影响扩大到西南大后方。

四十年后，罗培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我们是抓笔杆子的，主要任务当然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但我们是处在国统区办专员公署的机关报，一切宣传要顾及这个特殊性。一般来说，宣传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可以坦率一些；宣传党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民主、进步，反对投降、分裂、独裁、倒退的主张，则要在联系实际方面注意一些，宁可让国民党说我们在指桑骂槐，却不让他们抓到把柄，说是直接攻击了他们。我们要适当反映人民的呼声和要求，针砭时弊，也要讲究策略，适可而止。”

罗培元交代有关人员，凡是进步人士生活有困难的要设法帮助解决，优先刊登他们的文章，稿费就高支付。著名学者黄药眠撤来柳州，报社给予安排食宿；教育家林砺儒、新闻出版界知名人士金仲华、作家孟超等转移到柳州，都得到报社的热情接待和经济上的接济。

1944年秋，侵华日军逼近广西，桂林、柳州沦陷不可避免，罗培元和报社的部分党员分析形势，拟响应中共中央通过《新华日报》发出关于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斗争的号召，率领员工到柳北敌后从事抗日斗争，但当时中共粤北省委被破坏，暂停组织活动，无法与上级党组织联系。在抗战非常时期，罗培元决定打破常规，主动去找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秘书左洪涛（左系四战区中共特支领导人，受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

10月10日，罗培元参加第四战区长官部国庆节军政联欢晚宴后，约左洪涛到柳江堤岸散步。罗培元将准备到柳北地区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的设想坦诚告诉左洪涛，请他帮助与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左洪涛十分赞同上述设想，介绍罗培元到融县（辖今融水苗族自治县、融安县）与受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中共桂林文化支部负责人司马文森接上党组织关系。司马文森是《柳州日报》特派员，罗培元与之相熟，自然便于联系。

罗培元回到报社，将解决党组织联系的情况分别与张琛（总编辑）、邓邦俊、吴奇勋等党员骨干作了通报，大家都像久旱逢甘雨般兴奋。罗培元决定由总编辑张琛带领一批人员并运送部分

出版报纸的器材先到融县县城，做好有关方面的联系工作，打好前站；安排余明（余炳炎）、吕维多分别到柳城大埔、罗城黄金乡筹备分销处，为报社撤离柳州预先建立多个落脚点和报纸发行网点。

第四战区中共特支领导人左洪涛

柳州日报社黄金分销处旧址

组建武装队伍  掀起抗战热潮

11月10日，在柳州沦陷的前一天，罗培元率领报社最后一批人员搭乘升任桂北行署主任尹承纲的专用轮船从柳州撤离，转移到融县县城。途中，尹承纲接受罗培元的建议，同意将柳州日报由柳州专署机关报升格为桂北行署机关报。

报社先后设在融县县城、罗城县龙岸乡下珠村（今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龙岸镇珠江村下珠屯），相继成立融县分社（设在和睦）、柳城分社及其下辖的三塘、大埔、太平3个办事处。《柳州日报》及时报道世界反法西斯战况，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作战动态，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取得胜利的消息，增强柳北地区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心，受到各界人士的热切关注，吸引陈展麟、张文藻、梁一帆、岑友鲲、侯信等蛰伏在罗城、柳城等地的中共地下党员、知识分子和当地进步青年前来参加报社工作，报社力量不断增强。晚年的罗培元在《无悔的选择——罗培元回忆录》中写道：《柳州日报》“在稳定人心和宣传团结抗日保国卫乡（上），是为广大军民所乐于接受的。”《柳城县志》记载：“这张报纸是油印8开两面纸，在县境内发行点及圩场零售，每售一空。”

柳州日报社龙岸总社旧址：罗城龙岸珠江村下珠屯覃家祠堂

位于柳城县龙头镇的柳州日报社柳城分社旧址。

在迅速恢复出版报纸的同时，罗培元、张琛在融县与中共桂林文化支部负责人司马文森、郑思，融县特支负责人路璠、陶保恒取得联系，寻机建立武装队伍，建立健全党组织。1945年1月，三方代表在融县滩底高沙屯（今融水苗族自治县融水镇罗龙村高沙屯）陶保恒家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桂北临时联合工委（以下简称“桂北联合工委”。“桂北”是广西北部的泛称，这里主要指柳北地区），统一组织抗日武装斗争；推举罗培元为工委负责人，路璠、司马文森、郑思、张琛、陶保恒、张镇道（193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柳城县民团副司令、县政府河东办事处副主任）为工委委员；明确三方既联合行动，又保持独立性，各自发展党组织、开展党组织活动、对自己的上级组织负责。会后不久，中共柳州日报社特支（初称特委）在罗城龙岸成立，张琛、罗培元、何家英分别任书记、副书记、委员，罗培元分管军事、统战工作。特支决定恢复报社内党员的组织关系，设立警卫队支部、柳城分社支部、融县分社支部、黄金分销处支部、龙岸总社支部等5个党支部，发展壮大党的力量；开展以尹承纲和国民党县、乡两级实权人物为主要对象的统战工作，采取多种方式建立和扩大抗日武装。

路璠

司马文森、雷维音夫妇

郑思

陶保恒

中共桂北临时联合工委成立旧址：融水苗族自治县融水镇罗龙村高沙屯陶保恒故居

在罗培元、司马文森等人的积极努力和桂北联合工委的领导下，融县抗日挺进队、柳州日报社警卫队、融县抗日挺秀队、镇国政工队等抗日武装队伍相继建立，指战员发展到1000余人，在融县、罗城、柳城等地发动群众，英勇抗击侵华日军，救亡图存，保卫家乡。

融县抗日挺进队是桂北联合工委领导下的一支主力部队。1944年11月下旬，罗培元、张琛、司马文森以发动群众武装自卫为由与国民党融县县长交涉，县长同意给予“融县自卫队第二分队”番号，拨给一批枪支。该队以桂林文化支部的党员和融县特支的党员为骨干，杨繁、何谷分别担任队长、副队长，建队时仅有32人。1945年1月，桂北联合工委决定将队伍更名为融县抗日挺进队，番号叫“北斗”，主要在融县西、南两区活动。为加强党对挺进队的领导，桂北联合工委派卢起参加挺进队，与杨繁、何谷组成挺进队党的核心领导。2月5日，挺进队在融江大扁洲伏击日伪军盐船，歼敌20余人，缴获盐船9艘、生盐2万余斤。5月29日，挺进队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在融江高沙滩底至石浪码头一带截击驻融县县城日伪军向柳州撤退的23艘木船，歼灭包括日军头目今野一男在内的大部分敌人，缴获一批枪支和物资。经过多次战斗，挺进队不断发展壮大，共产党员发展到50余人，全队拥有7个分队800余人、轻机枪8挺、步(手)枪500余支。

柳州日报社警卫队（对外称“桂北行署直属警卫队”）1945年1月在罗城龙岸下珠村成立，警卫队成员以报社进步职工为主，罗培元兼任队长，陈光任指导员。罗培元以保护报社设备物资和保证敌后新闻畅通为由，向尹承纲申请要枪，武装自卫。尹承纲3次批准拨给枪支50余支和弹药一批，并以桂北行署名义发文由地方供给粮饷。随后，警卫队集中到罗城黄金乡集训，学习八路军、新四军做群众工作的好传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罗培元邀请前来黄金寻找党组织、有对日伪军作战经历的柳江青年抗日挺进队政治部副主任熊柳生，为队员报告作战过程和经验体会，提升队伍士气。3月，警卫队开往柳城县，分别活动于古砦、龙头、大埔、太平、沙埔等地，队伍发展到七八十人。4月，罗培元到柳城县龙头乡蒙村，向警卫队全体队员和当地部分青年讲授《阶级斗争史》和《气节·气量》，提高大家的政治觉悟。警卫队每到一处，积极做好宣传发动群众工作，发挥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的作用。他们通过自办的刊物《警声》发布、宣传抗战消息；自编课本，组织群众识字；成立青少年歌咏队，教唱抗日歌曲，讲述抗日救国道理。警卫队主动抗击对驻地附近村民袭扰的日军，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在洛崖、龙头、沙埔等地配合柳城抗日军民对日军作战。

1945年1月，柳州日报社警卫队在罗城龙岸下珠屯成立。图为今下珠屯一角

镇国政工队是中共桂林文化支部直接领导的一支武装宣传工作队。柳州沦陷后，国民党第一八八师五六三团部分官兵流落到罗城等地。司马文森见该团团长韦善祥有抗日热情，鼓动他扩大番号为“镇国师”。为了提升队伍的影响力，经罗培元推荐，韦善祥聘请司马文森为部队政治部主任并负责筹建政工队。1945年1月，镇国政工队在罗城龙岸福建会馆成立，郑思、司马文森、吉联抗分别任队长、指导员、副队长，队员主要来自柳州中学、龙城中学、融县中学和广西大学的师生，队内设武装组、学习组、宣传组、生活组，先后在罗城县龙岸，融县永乐、和睦以及柳城县洛崖、冲脉等地活动，以出版漫画、墙报，演出抗战戏剧、歌曲等形式，揭露日军奸淫、烧杀、掳掠罪行和汉奸的卖国行径，再现抗日队伍保家卫国、保卫春耕的情景。政工队所到之地，到处洋溢着激昂的抗日歌声。

融县抗日挺秀队是桂北联合工委在融县北区浪保乡（今属融安县大将镇）组建的一支抗日队伍，成立于1945年3月，黄略、莫矜（融县特支副书记）分别担任队长、指导员，下辖浪保、鼎安和西隅3个分队100余人。5月下旬，驻融县长安镇的部分日军向桂林方向撤退。挺秀队连夜出动，绕水路赶至浪溪河小片村河段的竹林中埋伏。第二天拂晓，该股日军沿河边的马路行进，挺秀队奋勇截击，毙伤日军一部，其余日军不敢恋战，向北夺路而逃。战斗刚结束，挺秀队获悉融县“长安维持会”保安大队大队长、汉奸邓德麟率部向盘安乡长耙方向逃窜的情报，遂不顾疲劳，赶赴长耙，将敌包围，并展开政治攻势，迫使邓德麟下令缴械投降，交出手枪、步枪20余支和弹药一批。

此外，罗培元指导石宝熙、熊柳生加强柳江青年抗日挺进队的思想工作，努力使其成为一支有政治目标和远大理想的抗日队伍。为了争取中间势力共同抗战，桂北联合工委安排陶保恒等5人到何平所属的融县南区地方武装“抗日别动队”开展政治思想工作，陶保恒出任该队政治部主任兼政工指导员，促使这支队伍在历次对日军作战中，一直与人民抗日武装合作，成为并肩作战的友军；派中共党员莫可量等人深入浪保、鼎安、安江等乡，通过地方民主人士黄治邦等人去做国民党杂牌部队和地方武装的工作，促成国民党第一八八师李义别动队和3支地方自卫队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协同作战。

1945年6月，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国民党地方当局以武力威胁解散人民抗日武装。为顾全大局，避免正面冲突，保存革命力量，罗培元主持召开桂北联合工委会议，作出“改变斗争方式，分散隐蔽，保存实力，等待时机”的决定，工委停止活动，融县抗日挺进队、挺秀队、柳州日报社警卫队、镇国政工队陆续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活动。

随着众多外地党员相继撤离，桂北联合工委结束历史使命，但它为柳北地区培养、保留下数量可观的党员和武装骨干，就地隐埋不少枪支、弹药，在广大区域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为解放战争时期柳北地区党组织领导各族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5年5月，融县抗日挺秀队在浪溪河小片村河段伏击日军。图为战斗旧址

融县抗日挺进队和镇国政工队部分战友于抗战胜利后在柳州琴园合影

难忘烽火岁月  追忆故友情深

1945年6月29日，日军仓皇从柳州撤出。7月间，罗培元及报社人员从罗城、融县、柳城等地返回柳州。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柳州日报》出版“日本投降”号外，柳州民众奔走相告，共享抗战胜利的喜悦。

1946年夏，罗培元离开柳州日报社（此时改称广西日报社柳州分社），前往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任教；同年秋，奉命转移到香港。此后，他的工作地点屡屡变动、职务多次升迁，但始终难忘抗战时期、烽火岁月的战斗历程和并肩战斗的老战友。

1982年4月2日，罗培元致信中共罗城县委、县人民政府负责人，回忆在罗城从事抗日武装斗争期间，与当地群众结下的深情厚谊，希望日后有机会回罗城走一走、看一看。同年6月，他参加在广州召开的罗城县党史座谈会，为罗城党史部门提供桂北联合工委、柳州日报社特支在罗城活动的相关史料。

1984年6月，时任广州市政协主席、中共广州市委统战部部长的罗培元应邀回到柳州，参加抗战时期《柳州日报》党史座谈会和柳州市地下党遭受迫害平反大会。回忆往事，许多战友都称赞他是一个有勇有谋的才子，贡献突出。对此，谦逊的罗培元神情严肃地说：“我个人的作用很小很小，不值得夸。一切都应归功于党的领导和党的教育。”他在党史座谈会上讲话结束前，特意提议为已经牺牲、去世的陈光、张琛等同志起立志哀。在柳期间，他专程到柳州地区医院探望患病治疗的原报社警卫队医生张阳（曾任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军医处主任），嘘寒问暖。

座谈会结束后，罗培元与参加会议的柳州日报社老战友前往罗城、融水、柳城，重访抗战时期在敌后坚持斗争的故地和曾经同甘共苦的乡亲们。当车子进入罗城黄金境内，罗培元动情地说：“我们当年活动在罗城、融县、柳城三个县，黄金、龙岸从粮食等方面给我们支持最大，我们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怀有深情，今天回到这里是感谢乡亲们的。”他们走访警卫队集训时的驻地，与群众聊家常，到过早去世的《柳州日报》黄金分销处支部书记吕田南的墓地献上花圈，表达深沉悼念之情。至融水永乐，罗培元一行由县委、公社负责人陪同，在永乐革命烈士墓前举行庄严的仪式，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崇敬。到达柳城县大埔公社（今分设大埔镇、龙头镇）蒙村后，罗培元及其战友参观柳城分社旧址，看望乡亲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1984年6月，罗培元（前排左三）与参加抗战时期柳州日报党史座谈会的部分人员合影

1984年6月，罗培元（右二）在罗城黄金走访群众

1984年6月，原柳州日报老同志在融水永乐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合影留念

1984年6月，罗培元（三排右六）、林立（后排左一）等

到柳州日报社柳城分社旧址蒙村看望乡亲

罗培元晚年勤于著述，笔耕不辍。撰写的《陆川青年革命历史片断》《抗战结束前后党组织在<柳州日报>的斗争》《从抓笔杆子到抓枪杆子——回忆桂北敌后的抗日斗争》等文章，是陆川县、柳州市、柳北地区党史、革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他给我传来党的声音——怀念陈能兴同志》《柳州一“后生”的遭遇》《回忆陈光（陈扬）同志》《安息吧，杨繁同志》等回忆战友的作品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他在《回忆司马文森同志》一文中写道：“他那充满乐观与活力的形象，常常浮现在我们的脑际……当我第一次听到他逝世的消息时，我发呆了好久。老战友的音容笑貌，不屈不挠的战斗的精神，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20世纪80年代，罗培元赋诗《赠何家英》，追忆“日执毛锥夜枕戈”的抗战经历：

曾为斯民共歌哭，如磐风雨等闲过。

时来涉尽三江水，日执毛锥夜枕戈。

（注：三江指融江、洛清江、龙江）

随后，他以一首词作《忆罗城——调寄<鹧鸪天>》，表达对仫佬山乡、峥嵘岁月的的无比热爱和眷念之情：

濯足平桥透骨寒，年年思忆小长安，三防策马吟歌去，四堡呼群背戟还。

龙岸月，几时圞？照吾结伴踏乡关，縠纹如浪翻林海，工厂学堂仔细看。

2005年3月，年逾八旬豪迈依旧的罗培元欣然为即将出版的《融江抗日烽火》题词：

滔滔柳江水，长忆嘶马心。

三濯尘沾足，元宝月下吟。

1998年12月，罗培元（左二）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留影

晚年的罗培元及其《无悔的选择——罗培元回忆录》

2005年3月，罗培元为《融江抗日烽火》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