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钢鸣（1909—1981），原名周刚明，笔名周达、康敏、江川、达之等，1909年4月11日出生于广西罗城县龙岸圩（今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龙岸镇）一个汉族书香之家。相传清朝道光年间，其曾祖父周士堂自福建省漳州府平和县，辗转迁到龙岸落脚。他的祖父周振洛、伯祖父周振基发现距龙岸圩约两公里的金鸡县村（今龙岸镇龙凤村金鸡屯）土地肥沃，更适宜家族生存发展，便在该村买地建房。周振洛农耕之余，常替人撰写诉状，在龙岸周边颇有名气。周钢鸣的父亲周岱京以教书、经商为业，钻研音律，弹得一手好扬琴；母亲唐继莲在龙岸圩摆摊，经营小本生意。周钢鸣兄妹五人，上有一位姐姐冰婵，下有觉先、悟先、菊先三位妹妹，一家人住在龙岸圩康泰街一栋占地面积很小的两层简易瓦房，勉强维持温饱生活。

周钢鸣的故乡罗城龙岸镇今貌              罗城龙岸镇龙凤村金鸡屯周家老屋

周钢鸣自幼受到父母钟爱，寄予将来为家族争光的期望。他天资聪颖，读了5年私塾，平时爱看凡能搜集到的各类书刊，加上得到父亲悉心指导，国文基础比较扎实，时常与姐妹吟诗作对，交流学习收获。1923年，为了躲避龙岸匪乱，他们举家迁往六七十公里外的融县长安镇（今属融安县）谋生。经当时在长安行医、开设广济药堂的周钢鸣堂伯周华武介绍，周岱京到长安镇商会当了一名师爷，唐继莲继续卖小百货。两年后，新桂系军队一部开到长安整训、剿匪，一位带队的游击支队司令在周家暂住。这位团级军官爱好音乐，与周岱京相谈甚欢，引为知音，交往中见周钢鸣聪明伶俐，举止得体，书写能力尚佳，有意带到军中历练。于是，16岁的周钢鸣辞别亲人，参加这支队伍，从此开启他跌宕起伏、异彩纷呈的别样人生。

1925年，周钢鸣在融县长安镇参军。

图为融安县长安镇始建于清末的骑楼街今貌

1926年春，新桂系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周钢鸣任第七军独立第一团（后改称第二十一团）司书，因勤学好问、工作踏实，团长陈济桓对他勉励有加。

同年夏，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率4个旅誓师北伐。12月，周钢鸣随第二十一团从桂林开赴武汉，投入北伐战争的洪流之中，到过湘、鄂、赣、皖、豫、上海、北京及南京等地。1928年冬至1932年夏，他先后任设于武汉的国民党第四集团军党部助理办事员，设于南京的津浦铁路国民党特别党部录事、助理干事等职。其间，周钢鸣坚持不懈地自学文化，浏览社会科学书刊和进步文艺作品，深受“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革命文学的影响，政治思想、文化素养和写作水平逐步提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本侵略东北的行动一再妥协退让。周钢鸣对此感到十分愤慨，内心赞同中共武装抗日的主张。

1932年9月，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周钢鸣毅然脱离国民党阵营，第二次前往上海。次月，经友人介绍，他负责左联、社联共同创办的刊物《社会生活》的发行工作。1933年2月，周钢鸣参加左联，历任左联沪东区委委员、区委文艺大众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和区委书记，逐渐与左联成员周扬、夏衍、楼适夷、周文、彭柏山、何家槐、齐速、司马文森等人有较多交往。1934年5月的一天，由左联组织部长周文、彭柏山介绍，在左联党团书记周扬监誓下，周钢鸣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为抗日救亡运动、党和人民的文艺事业奋斗不息。

在左联沪东区委工作期间，周钢鸣注重引导进步青年阅读鲁迅、高尔基、蒋光慈、丁玲等革命作家的文艺作品和一些社会科学的入门读物，介绍甘迈、孙慎等人加入左联，壮大革命力量；积极开办工人读书班，进而发展为工人夜校，组织相关人员交流开展工人教育的经验做法，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和革命觉悟；慎密策划飞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活动。其热情、干练的工作作风，让多位同事40余年后仍记忆犹新。

在原左联沪东区委委员齐速的印象中，周钢鸣常穿一身不结领带的西装，脸上的表情总是笑眯眯的，为人和蔼可亲，很能和群众打成一片。1981年5月，原左联沪东区委文艺大众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甘迈在《忆周钢鸣同志》一文中写道：“周钢鸣同志经常来读书班，有时讲时事，有时辅导工人同志写作。他循循善诱，不仅带领一批青年人走上革命道路，也使一批工人提高了觉悟，增长了知识。”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华嘉曾于1934年从广州赴上海闯荡，1981年5月7日，他在《羊城晚报》发表的《痛失良师——悼念周钢鸣同志》中深情回忆：“钢鸣是我的启蒙老师。正是在我生活最困难，思想最徬徨，精神最苦闷的时候，钢鸣认识了我，并引我走上了正路。从此，我就在他的关心下，打开了眼界，看到了前途，参加了革命的队伍……他通知我参加每一次的示威游行，教我躲过暗探追踪，学会‘甩尾巴’。”

20世纪30年代，周钢鸣在上海

黄浦江畔意气扬

1934年至1937年底，周钢鸣先后在上海任《大美晚报·文化街》周刊特约编辑、《生活知识》编委、剧联党团成员、《救亡日报》记者等职。这一时期，周钢鸣活跃于抗日救亡文化运动之中。他创作抗战歌词、诗歌、报告文学、文艺评论等作品，在推进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开展、国防戏剧创作，动员民众投身抗战方面发挥突出作用。

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也称“新音乐运动”，它首先在上海掀起。作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践行者，1935年以后，周钢鸣积极参加左翼音乐工作者组织的业余合唱团、词曲作者联谊会、歌曲研究会活动。其中，业余合唱团系推动上海救亡歌咏运动发展的核心组织。歌曲研究会实际上是一个群众歌曲创作的训练班，由吕骥、周钢鸣、冼星海等人讲授创作经验，集体讨论歌曲创作。其会员创作了一批符合时代要求、深受欢迎的群众歌曲，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作出可贵贡献。

其间，周钢鸣作词的《救亡进行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孙慎曲）、《射击手之歌》（吕骥曲）等救亡歌曲均属一时传唱的佳作。其中，最著名的《救亡进行曲》主题鲜明、简洁流畅、铿锵有力、激扬奋进。1936年4月，该歌曲经《生活知识》“国防音乐特辑”发表后，唱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激励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投身抗战，是公认的优秀抗日救亡歌曲，被称为《义勇军进行曲》姊妹篇和时代音符。

1936年4月，周钢鸣作词的《救亡行进曲》刊载于《生活知识》第一卷第十二期“国防音乐特辑”

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新文化运动旗手鲁迅先生在上海病逝。10月22日，在鲁迅先生葬礼上，周钢鸣作词、采用《打回老家去》曲子的挽歌——《哀悼鲁迅先生》被主持者组织演唱，引起民众的强烈共鸣，广为流传，直到1938年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上，仍然被作为会场的纪念哀歌。

1936年至1937年，周钢鸣相继发表《论聂耳和新音乐运动——为聂耳周年祭而作》《从“九一八”说到新音乐运动》《战斗的歌声》等文章，从理论上总结救亡歌曲创作的经验，主张“用歌声来唤醒大众的迷梦……要做到歌词口语化，大众底歌要用大众底语言来写，使大家一听就明白。”

他赞扬聂耳“始终是面向着人间的，为着人间的苦难而歌唱，为着人间的不平而怒吼……他的歌曲是战斗的歌声。”

1937年7月18日，词曲作者联谊会、艺社、大公戏剧电影读者会3个团体在上海大戏院，举行聂耳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追悼大会，1000余人到会。大会主席周钢鸣在致辞中指出：聂耳雄壮的歌声“替中国树立了新音乐的基础……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大家不要忘记聂耳先生的精神，跟着他干去！”主席团提议将聂耳逝世日作为中国音乐节，与会全体人员举手通过。大会结束前，台上台下齐声合唱《义勇军进行曲》，一连唱了3遍，激昂的歌声响彻云霄。

次月，上海国民救亡歌咏协会成立，周钢鸣当选为常务干事。他和其他负责人一道，组织歌咏团体到电台广播，到伤兵医院慰问伤员；成立战时服务团，举办全市难民收容所救亡歌曲演唱会。他们将每次歌咏活动转化成民众抗日救亡的动员会，极大地鼓舞军民的斗志。

同一时期，周钢鸣是上海戏剧、电影、新闻等救亡活动的骨干成员。

1935年5月，他参加大公戏剧电影读者会，是读者会下设的出版部负责人之一。1936年初，剧联解散后，他和张庚等人组建上海剧作者协会，旨在培养戏剧作者从事国防戏剧创作，开展戏剧救亡活动。2月20日，周钢鸣在《民族危机与国防戏剧》一文中提出：“‘国防戏剧’的剧作的主题，是反帝抗日反汉奸，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要把大众反帝抗日反汉奸的革命情绪，如学生救亡运动，请愿，示威等具体地形象表现出来，唤起落后民众的觉醒，以保卫祖国，收复失地，把敌人驱出中国去。”9月13日，为声援实验小剧场和蚂蚁剧团被迫停演事件，他与100余人联名发表《中国文化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要求在中国任何租借地内上演戏剧的绝对自由。

1937年6月3日，日本、德国合作摄制的辱华影片《新地》在上海上映。影片涉及所谓的“满州国”，蔑视中国的领土主权，引起观众极大愤慨。6月27日，茅盾、周扬、周钢鸣等140人联合发表《上海文艺界反对〈新地〉辱华片宣言》。《宣言》郑重指出，宣传帝国主义强盗政策的、污辱中国人民的《新地》公然在上海上演，是对于中华民族的示威和侮辱。强烈要求销毁其底片，禁止在任何地方放映，摄制影片的电影公司和放映的剧场应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道歉，保证今后绝对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要求中国政府即日起给人民爱国的集会结社的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释放一切爱国犯，以与日本帝国主义文化进攻相抗，直到东北四省的收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日军对上海发起进攻，中国守军奋起还击。8月24日，经国共双方协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正式创刊。由于国民党方面不努力，报纸实际工作由总编辑夏衍、编辑主任钱杏邨即阿英具体主持，从事实际编辑采访的工作人员都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周钢鸣、彭启一等人担任该报记者。作为上海报告文学作者协会常务理事，周钢鸣和其他记者、报告文学作者提出“拿枪的在前线，拿笔的也上前线去”的口号，在上海八一三抗战期间，经常不顾生命危险深入前线采访，在《救亡日报》上发表一批有影响的战地通讯、速写和报告文学，真实报道爱国官兵英勇抗日的活动，热情讴歌抗敌将士为国捐躯的壮举。其中，弘扬谢晋元部坚守苏州河北岸四行仓库壮烈事迹的《在火海中死斗的孤军》《国旗招展在闸北焦土中》两篇文章，后来入选《中国抗日战争史料丛刊》。

由于夏衍、钱杏邨、周钢鸣等报社领导、编辑、记者的齐心协力，《救亡日报》成为八一三抗战宣传的旗帜，对全市群众抗日救亡工作起着指导作用。

羊城救亡续铿锵

1937年11月22日，因上海沦陷，《救亡日报》被迫停刊，报社部分编辑、记者根据周恩来指示，经香港转赴广州，于1938年元旦在广州复刊。这张报纸又成为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共在粤港地区最重要的舆论阵地。

此前，奉命暂留上海，协助钱杏邨编辑综合性文艺期刊《离骚》的周钢鸣、彭启一两人，在元旦后不久赶到广州。在广州9个月间，周钢鸣除任《救亡日报》记者外，还相继任广东文学会理事、中共广州市委文化支部书记等职，全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他通过在《救亡日报》发表文章，持续报道全国各地抗战动态，揭露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动员民众支持抗战。1938年1月17日，他在《上海永远是我们的》一文中指出，上海沦陷后，各救亡团体工作转入地下，进入一个新的战斗阶段，抗战的旗帜还在飘扬着。2月9日，周钢鸣发表《守住我们底岗位》，呼吁“文化工作者们，抗战已转入第二阶段了，我们要紧紧地守着自己的岗位，运用自己武器，使我们的文化活动和新底形势配合起来！”同年夏，日本空军持续轰炸广州。有一天，日机沿广州长堤一带，扔下成吨的炸弹。轰炸停止后，周钢鸣与彭启一迅速前去采访。在目睹现场的血腥、惨烈之后，他俩悲愤地写了《长堤被炸目睹记》，夏衍审稿时抑制不住心头的怒火，提笔把文中所有的“敌机”字样，一律改为“兽机”，连连痛斥“兽机、兽机”！

对这段硝烟弥漫、风雨同舟的经历，报社同事、女画家郁风在《忆〈救亡日报〉》一文中写道：“最使我怀念的是那种同志之间共有的信念、信任和亲密无间的关系。大敌当前国土沦丧，没有悲观恐惧。在广州日寇大轰炸中，大家忙于尽快报道揭露敌人的残暴，没有人想到个人生命的安危。在整个报馆处在朝不保夕的工作环境中，没有人想为个人前途去另谋高就。”

1938年1月底，广东文学会成立，周钢鸣是实际负责日常事务的几个理事之一，致力以文艺形式推动华南抗战宣传工作。3月20日，文学会启动文学讲座活动，周钢鸣负责主讲《报告文学的创作问题》，颇受学员好评。

3月29日，正值黄花岗起义27周年纪念日，在夏衍、周钢鸣指导下，由20余位作家集体创作的四幕六场革命历史剧《黄花岗》在广州太平戏院隆重上演。该剧配合抗日战争形势，鼓舞民族革命斗志，增强民众抗战的必胜信心，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其间，周钢鸣与中共党组织领导的广州戏剧界抗日救亡团体——锋社剧团联系密切，将下乡、采访、报道工作结合起来，多次到该剧团指导工作，会同剧团人员开展街头宣传、下乡演出等活动。同年8月，周钢鸣积极参与广州各界开展的八一三抗战一周年纪念暨献金活动，热情宣传献金的意义，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部队作战。

1938年10月8日，周钢鸣向报社告假后，返乡探望阔别十余年的双亲。前一年，其家人已从长安镇迁回龙岸。到家刚三天，就传来日军攻占广州的消息。痛惜之外，周钢鸣更为牵挂报社同事的安全。

1938年10月，周钢鸣回乡探亲期间与姐妹合影

10月21日晨，广州沦陷前，夏衍率报社同仁12人从广州撤出，途经三水、肇庆、梧州、柳州等地，于11月7日到达桂林。周钢鸣闻讯从家乡前往桂林，负责《救亡日报》复刊准备工作。

桂林五载请长缨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上千名从事文化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纷纷从各沦陷地区疏散到桂林，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力量显著加强，带来抗战文化建设事业的空前繁荣，桂林因此被誉为抗战文化城。

周钢鸣是这场文化建设运动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之一，他以《救亡日报》、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以下简称“地干校”）、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桂林分会等为阵地，艰辛奋战，为抗战文化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正式复刊，周钢鸣任采访主任、记者。报社设有中共支部，夏衍任支部书记，周钢鸣为支部委员，支部受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以下简称“桂林‘八办’”）领导。在夏衍、周钢鸣等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救亡日报》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时报道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作战动态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取得胜利的消息，在华南地区产生广泛影响，为许多爱国志士输送难得的精神食粮。

周钢鸣在桂林（约摄于1939年）

1939年2、3月间，奉桂林“八办”之命，周钢鸣调任地干校指导员、教导处编刊股股长、中共外省党员支部书记。该校名义上由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兼任校长，实际工作由中共秘密党员、教育长、著名学者杨东莼全权主持。杨东莼直接受桂林“八办”处长李克农领导，李克农指定周钢鸣为他和杨东莼之间的秘密联络员。在桂林“八办”领导下，地干校参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的办学经验，充分发挥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创造性作用，办成国统区一所新型的为抗战服务的干部学校，被誉为“南方抗大”。

在地干校，周钢鸣负责编辑校刊《干部生活》《建设干部》，注重提高学生的创作水平。第一期学生黄克夫为《干部生活》写作《人的新学校与新学校的人》，周钢鸣看后认为有新意，与办学方向吻合，曾6次找黄克夫面谈，一再指导其作文字上的修改。经过认真调研，周钢鸣撰写并发表对教学、训练有积极指导意义的《小组指导意见提纲》《对基层干部的要求和干部训练的实施》《如何充实战时村街民大会——对于改进村街民大会的一个具体意见》3篇论文。1939年夏，受周钢鸣的影响，他的小妹周菊先考取地干校第二期女生中队。1940年5月，她和甘建民、苏兰秀等10名留校见习生参加桂林妇女会竞选活动。同年8月2日，周菊先在《救亡日报》发表《致苏联女同志》，回顾全面抗战三年来广西妇女界支持、参与抗战的成效，热烈盼望中苏两国人民紧紧地团结起来，为和平而斗争。

1940年3月，周钢鸣（中）在桂林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与同事合影

1940年夏，鉴于政治形势恶化，杨东莼提出辞职，同时布置地干校总结工作，决定周钢鸣担任《两年来的干校》一书的编辑。该书约90万字，于1941年1月出版，是研究地干校历史和广西战时教育的珍贵资料。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随后桂林“八办”撤离。2月28日，《救亡日报》被迫停刊。之前，地干校也因广西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接管而被迫停办。3月，根据李克农撤离桂林前的指示，周钢鸣撤退到香港。1942年5月，他再次回到桂林。

桂林市太平路《救亡日报》社旧址

此前，1939年10月2日，文协桂林分会成立，周钢鸣先后任理事、常务理事，他积极参与组织分会相关活动，热情指导、扶持爱好文艺的进步青年；凝聚桂林文艺界力量，代言发声，为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推波助澜。

1939年11月，文协桂林分会成立文艺习作指导组，周钢鸣等指导员为文艺青年评阅文艺作品，如属佳作，则向文艺刊物推荐发表；1940年8月，文协桂林分会和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联合举办暑期文艺写作研究班，周钢鸣主讲《文艺写作的任务》；同年冬，文协桂林分会举办文艺讲习班，周钢鸣讲授《艺术的概括》。他的评阅指导、讲课，深受文艺青年们欢迎。

1940年3月30日、4月6日，针对汪精卫在日本占领区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周钢鸣会同桂林文艺界同人分别在《救亡日报》和《新华日报》发文，声讨汪精卫的卖国行径，被《新华日报》称为“文艺界联合讨汪的第一声”。他在《铲除汪逆影响》一文中指出：“汪逆的登台，并不值得我们重视，他是绝无法动摇我们的抗战国策，我以为值得我们今后努力的，还是在于怎样肃清这批败类的影响！”

1944年2月，规模宏大、盛况空前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在桂林隆重开幕。文协桂林分会随即成立由田汉、周钢鸣、孟超、华嘉、骆宾基、洪遒、秦牧、秦似、韩北屏、陈迩冬等十人组成剧展演出批评团，又称“看戏十人团”，以集体名义撰写、发表评论文章，为剧展宣传、造势和进行指导。散文家秦牧晚年回忆谈到，周钢鸣是文学批评家，他的见解总是十分中肯，是十人团的中坚人物。

6、7月间，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桂林文化界抗敌工作队相继成立，周钢鸣任协会组织部副主任、工作队第一队队长，还给为录取的队员举办的短期学习班讲课。

此外，在桂林5年间，周钢鸣还撰写、发表二三十篇与文化救亡密切相关、不同题材的作品。其中，1939年2月，他发表《加紧培育文艺干部工作》，开宗明义地提出：“新文艺运动的目的，是提高文艺的质量，以刻下中国现实生活最大的诗篇，使文艺成为争取民族解放最有力的武器……提高文艺质量的问题，亦即是提高作家的修养和教育，培养和启发更多的青年文艺工作者。”1940年1月，他在诗作《希望是要战斗的》中表达了对新年的希望：“我希望一九四〇年/全世界反侵略的力量更加紧的团结/全中华民族的力量更加紧的团结/要记着：团结之外有团结/团结之内有团结……”同年2月，他在《谈音乐启蒙运动的实践意义》一文中明确指出：“救亡歌咏的路向，在激发民族抗敌情绪，启发民族向上的感情……”

1939年秋，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后排左三）与救亡日报社部分人员合影于桂林白面山报社印刷厂（后排左一为周钢鸣）

1942年10月，先后由凤子、周钢鸣、马国亮编辑的文艺月刊《人世间》在桂林创刊。1943年，周钢鸣创作的《浮沉》刊载于《人世间》第一卷第五、六期。这篇自传性长篇小说取材于周钢鸣少年时代，与龙岸一名曾姓姑娘初恋的故事。在构思时，周钢鸣曾向茅盾先生请教。茅盾提醒他不要囿于真人真事，应对时代和社会有更大的概括。周钢鸣原计划写15万字，可惜因战乱原因未能完成。

1944年春，西南剧展期间，十人批评团合影（后排右一为周钢鸣，右二戴帽子者为田汉）

辗转滇粤争民主

1944年秋，侵华日军进攻广西，周钢鸣在参与组织桂林进步文化人士撤离后，经柳州、河池、南丹县六寨圩向贵州方向撤退。

1945年2月20日，周钢鸣到达昆明，积极参加文协昆明分会相关活动；奉党组织的指示加入民主同盟，担任民盟云南省支部秘书，协同李公朴、闻一多、潘大逵、吴晗等民盟领导人、著名教授，开展爱国民主运动。

4、5月间，周钢鸣在文协昆明分会和昆明市银行业同仁福利会联合举办的文艺讲习班上，讲授《论诗歌创作上的二三问题》；参加文协昆明分会、西南联大文学会等七团体联合举办的第一届文艺节纪念晚会，并在会上作“报告文学”专题讲演。

8月14日，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在即，周钢鸣、李公朴、闻一多、费孝通等207人联名发表《告国际友人书》，指出：“共同组织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才能领导人民走向抗日的胜利和战后的建设”。

同年10月，面对中国政局何去何从，周钢鸣发表《挣脱旧命运  建设新中国》，反映人民的呼声，提倡：“彻底扫除几千年来封建专制所带来的愚昧，予人民以认识、思想、说话、信仰的自由……要建设民主，团结和平的新中国……（走一条）一切为着人民，一切信仰人民，一切决定于人民的道路。”10月14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简称仍为“文协”。

抗战胜利后，从事民主运动和文化工作的知名人士纷纷南下广州，羊城一度成为华南左翼文化运动中心。1945年11月，应左洪涛、何家槐等人邀请，周钢鸣离开昆明，前往广州。1946年春，他相继任新成立的文协港粤分会（1947年9月更名为“香港分会”）理事、民盟广东省支部委员兼文化部长。

周钢鸣和章泯、瞿白英等人创办建国剧艺社，联合在广州的进步团体，开展进步戏剧演出活动；与洪遒主编政治评论刊物《国民》，宣传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主张；会同司马文森、洪遒创办《文艺修养》杂志，以便利青年文艺爱好者对文艺知识的学习，提升文艺修养，努力使文艺运动和民主运动相配合。

1946年5月4日，国民党特务组织借“五四”纪念游行活动之机，出动暴徒捣毁《华商报》广州分社、《正报》广州营业处、广州兄弟图书公司等文化机构，激起省港文化界的极大义愤。第二天，周钢鸣发表《真理毁不了的》，怒斥暴徒：“虽然你们只会用残暴的武力，来捣毁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文化事业，但是你们不能消灭真理，法西斯暴力是不会战胜人民民主的力量呀，全中国有良心的人民都要对你们的暴行提出悲愤的抗议！”

再赴香江谱新章

1946年6月，国民党地方当局加紧迫害进步文化人士，周钢鸣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从广州撤退，转赴香港，相继任文协香港（港粤）分会常务理事、达德学院文哲系教授，中共香港工委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群众工作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等职，配合全国解放战争，开展革命文化运动。

1946年夏，文协港粤分会由穗迁港，大部分会员亦陆续转移到香港。同年8、9月间，周钢鸣、华嘉、司马文森、陈残云等中共党员组建一个党小组，周钢鸣任组长，临时承担分会的实际工作。不久，分会活动恢复正常，周钢鸣出任分会常务理事。随着内地和南洋文化人士纷至沓来，其会员一度增加到130余人。文协香港（港粤）分会成为华南地区有重要影响的文艺社团，担负起中共领导的旅港文艺界统一战线主力的使命。

20世纪40年代，周钢鸣（左一）、司马文森（左三）与达德学院师生在香港青山湾海滩合影

作为文协香港（港粤）分会负责人之一，周钢鸣工作繁忙而表现出色。他主编分会刊物《文艺丛刊》，发表进步作家作品；1946年夏，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后，他撰写《永远活在民主的光辉事业中——纪念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怀着无限悲愤的心情，回忆与两位民主斗士交往的点点滴滴，声讨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他参与组织暑期青年文艺竞赛，对入选作品进行详细点评，以团结更多的青年作者；1947年6月23日（端午节），周钢鸣与黄药眠、陈残云、华嘉等文艺界人士联合发表《诗人节宣言》，宣告在这“大的震撼，大的澎湃的时代”里，“我们的诗，必要记录这大的震撼的主题，大的澎湃的音节，讴歌这巨大的前进的潮流”；他指导分会下属青年团体——文艺通讯部，开展“香港的一日”征文活动，宣传中共关于解放战争的主张及方针政策，发展积极分子入党，培养青年文艺干部；1949年5月，周钢鸣会同秦似、石兆棠等60余名旅港广西人士发出宣言，号召广西人民团结起来，制止国民党反动派顽抗，争取解放军和平解放广西的早日实现。

香港达德学院创办于1946年10月，是一所由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举办的新型大学，以培养革命人才为宗旨，被誉为“南方的革命熔炉”。周钢鸣在学院文哲系讲授《近代中国文艺思潮》《近代文选》《西洋名著选读》等课程，指导学生阅读俄国托尔斯泰、果戈里、高尔基等作家作品。周钢鸣朴实敦厚，平易近人，学生们特别喜欢接近他。1948年5月，经周钢鸣等中共党员教师安排，在该系学习的江西省广丰县进步青年俞百巍返回江西国统区，开展革命活动，先后担任中共南昌特委书记、赣东工委书记。1949年春，达德学院被港英当局强迫停办，周钢鸣鼓励来自菲律宾的华侨学生吕波涛，绕道北上解放区。吕波涛在华北大学正定分校学习结束后，奉命南下广西工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文学创作上多次得到周钢鸣的热情指导。1981年5月，吕波涛撰写《忠诚的战士  敬爱的老师》，深切悼念辞世的恩师。

1948年10月，参加香港达德学院举办的“鲁迅逝世12周年纪念大会”的周钢鸣（左二）和文艺界人士在学院门口合影

在香港期间，周钢鸣还参加中共党组织领导的文艺评论、电影评论活动。

黄谷柳创作的长篇小说《虾球传》是一部具有浓厚地方色彩和强烈生活气息的作品。该作品在《华商报》连载后，周钢鸣发表《评〈虾球传〉第一、二部》，评价它“不论在采用人民语言上，在故事情节的结构组织上，表现形式的创造上，都有了崭新的成就。”1949年5月2日，周钢鸣在香港《大公报》发表《华南文艺运动展望》，提出：“每个文艺工作者，热烈地发挥出敢于面向胜利，迎接解放，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的精神……迎接今后华南新文艺运动。”

在电影评论方面，周钢鸣和夏衍、叶以群、孟超、洪遒、瞿白英、韩北屏在《华商报》发表“七人影评”。文章立场鲜明、激情洋溢，充分表达了斗争和进击意识。他们召开座谈会，盛赞蔡楚生、郑君里导演的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显示了中国电影艺术发展的新路向，也确立了中国电影的光荣的前途。”他和蔡楚生、司马文森等人推动粤语电影清洁运动，倡导拒绝拍制有害电影，积极拍制广大观众所欢迎所需要的进步电影。1949年春，粤语电影工作者联谊会成立，164位粤语电影工作者联名发表《华南电影工作者为粤语片清洁运动联合声明》，表示今后停止摄制违背国家民族利益、危害社会、毒化人心的影片，不再负人负己，愿光荣与粤语片同在，耻辱与粤语片绝缘。

1949年7月21日，因从事革命活动，周钢鸣被香港当局驱逐出境。他遵从党组织的指示，撤往粤赣湘边东江游击区。随后，周钢鸣出任华南工作团副团长，协助团长黄焕秋培训干部，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强调工作团进城后，要把为旧政权服务的知识分子改造成为新的知识分子，为解放后的人民政权服务。10月中旬，他随团奔赴广州，与南下解放军一道，参与解放后广州的接管工作。

1949年秋，周钢鸣在粤赣湘边东江游击区留影

1949年秋，周钢鸣在途经广东龙川县老隆镇时，找欧阳广谈话。图为1947年第一个赴广东参加革命的罗城德山中学学生欧阳广

“我有豪情奋写诗”

广东解放后，周钢鸣与来自老解放区、香港、两广及东江游击区等地的广东文艺工作者一道，共同探索、开创新中国初期的广东文艺事业。

广州解放初期，周钢鸣（前排右）、黄庆云（前排左）、华嘉（后排左三）等人合影

1950年春，周钢鸣调回广西，先后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华南文联副主席，广西省文化局局长、省文联主席、省人委会文教办副主任等职。他满腔热忱，务实进取，举办两期全省文化干部训练班，亲自兼班主任，着力提升干部素质；有效调动文艺工作者工作积极性、创造性，注重扶持青年作家，逐步壮大广西文艺创作队伍。1981年4月28日，广西师范学院教授、原省文联副主席、左联老战友林焕平撰文，对周钢鸣这段表现作出如下评价：“解放初期他在广西任职期间，文艺界团结得很好，工作做得很出色，也培养了不少文艺新战士。现在活跃于广西文艺界的中年同志，都是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所以，广西文艺界的朋友，到今天还常常怀念周钢鸣同志。”

1950年，周钢鸣、黄庆云夫妇合影

1955年夏，周钢鸣调往广东，相继担任中国作协广州（广东）分会（以下简称“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广东省文联副主席，主持广东省作协全面工作。他胸怀坦荡，善于团结他人，是一位令人称道的文艺工作管理者。他和省作协其他领导一道，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加强与中老年作家的思想沟通，积极培养文学新生力量，召开280名青年作者参加的广东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激发专业、业余作者队伍的创作热情。从1959年至1963年上半年，广东文学创作出现解放后第二个丰收期，全省发表和出版了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陈残云的《香飘四季》、秦牧的《花城》《艺海拾贝》、于逢的《金沙洲》、吴有恒的《山乡风云录》、陈国凯的《部长下棋》等一批有广泛影响的作品。广东文学园地呈现作品繁多、人才辈出的可喜景象。

20世纪60年代，周钢鸣、黄庆云夫妇在广东从化留影

其间，周钢鸣发表多篇文艺评论文章，对广东、广西文学创作进行恰当评价和正面引导。其中，1956年3月，他发表《祝文学创作的青春花朵盛开——为“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而作》，建议相关部门为青年业余作者创作提供更多的有利条件。1957年，周钢鸣在《如何加强少数民族文艺工作》一文中提出：“发掘、记录、整理、翻译少数民族的口头文学作品时，应尽量保持它原来的形式和风格，忠实地传达出它特有的动人的神韵。”1958年，他在《表现少数民族的同时代人——祝广西僮族自治区的成立》一文中强调，每个作家、诗人要反映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精神面貌，要创造与我们同时代人的典型人物形象。1962年8月，周钢鸣写成《谈<珠江岸边>》，称赞陈残云这本散文集“写得非常亲切细致，而富于真切的地方色彩。”预祝其新的作品“将能更深刻地反映人民中最新最美的新事物，并在艺术创造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相逢喜话少年时，北伐红潮鼓浪儿。

海上辛勤挥彩笔，人间磨炼探新知。

敢为斗争当小卒，岂因安乐作庸儒。

君今遒劲丹青健，我有豪情奋写诗。

这是1976年秋粉碎“四人帮”后，周钢鸣写给美术家阳太阳的一首诗，既有对过去的总结，又充分体现其暮年壮志犹存的进取心态。当时他疾病缠身，经常住院治疗，仍带病参加广东文艺界的一些重大活动，始终关心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

1978年，周钢鸣与家人、亲属在广州合影

他坚持为《作品》审阅部分难以决定的稿件。这份省作协的机关刊物，自1955年创刊后，成为广东作家发表作品、茁壮成长的重要园地，一度发行量居全国文艺刊物之冠。作为刊物的主编之一，周钢鸣为之付出辛勤的汗水。

1980年4月，周钢鸣兼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广东分会主席。该分会副主席黄雨回忆：周钢鸣“长期卧病医院，然逢重要会议，必抱病出席。每逢我往探望，必殷殷垂询工作，去世之前三天，偶然清醒，仍问会中情况。”周钢鸣逝世后，黄雨倍感悲痛，写下悼念诗作：

战士襟怀长者风，汪汪大度忆音容。

采诗路径今谁引？一念艰难我哭公。

一纸龙蛇墨尚香

周钢鸣辞世已有40余年。如今，回顾他一路走来的人生历程，以及展现的优秀品德和高尚情操，我们依然感受到一股温馨感人、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

自1925年离开家乡直到去世，周钢鸣终日忙于公务，仅在1938年10月回家探亲一次，但他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其情绵绵，常在心间。抗战期间，他多次给家里寄过不少进步书刊。1949年秋，周钢鸣率华南工作团，途经广东省龙川县老隆镇时，特意找在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二支队《粤赣报》社工作、从未谋面的原罗城德山中学学生欧阳广谈话，希望其加强学习，提升能力，以便更好地为新中国建设服务。桑梓名人殷切关怀之情，欧阳广终生难忘。

1973年7月，他的4个姐妹到广州相聚。送别时，周钢鸣含泪吟诗：

同巢雏燕早分飞，不畏风霜暴雨摧。

欢聚更应相砥砺，思亲报国共安危。

同年10月，心有牵挂的周钢鸣又在给姐妹的信中赠诗一首：

珠江风雨送归舟，小聚长别未久留。

姊妹远来情谊重，家园遥望感怀稠。

心随船影悠悠去，泪闪珠光点点流。

唯愿明年春燕返，羊城重与话绸缪。

桂林是周钢鸣曾经多年奋斗过的地方。数十年后，他对榕城仍充满难以割舍的情感。1962年10月，他在《广西日报》发表《〈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前后》，详细回忆从广州撤退到桂林后那一段不平凡的日子；1980年秋，周钢鸣病重住院，接受广西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学术论坛》编辑采访，在病榻上口授《桂林文化城的政治基础及其盛况》。这两篇见证桂林文化城建设、史料翔实的文章，载入《桂林文化城纪事》一书。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和文艺创作过程中，周钢鸣与夏衍、老舍、茅盾等文化名人结下了深厚情谊。他和夏衍先后在上海、桂林、香港共事多年，夏衍是他亦师亦友的党内领导，也是一位颇负盛名的文学、电影、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1941年11月，周钢鸣在《文艺生活》第一卷第三期发表《夏衍剧作论》，系统地论述夏衍戏剧创作的成就和特点，推崇其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老舍是1938年春成立的文协常务理事、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抗战末期，周钢鸣在昆明期间，得到文协及其昆明分会雪中送炭似的生活接济。新中国成立后，周钢鸣借赴北京开会之机，多次到老舍家中拜访。“莫苦长安春到迟，亭园四月牡丹奇。劝君留待端阳酒，天上飞来红荔枝。”老舍这首写于1963年的诗作《赠友人归广州》，就是为友人周钢鸣而作，其中一个“待”字，将诗人依依不舍之情和盘托出，两人之间的深情厚谊由此可见一斑。1981年3月27日，茅盾先生与世长辞，当时病重已无法动笔的周钢鸣，口述《先驱者的足迹》，由妻子、儿童文学作家黄庆云记录、整理成文，追忆茅公生前对自己的细心指导、关心年轻作家成长、推动儿童文学事业发展等感人事迹，寄托哀思。

周钢鸣为人厚道，与朋友、同事赤诚相见。1944年秋，身处难民潮中，进步作家陈残云送给他一把精致的小提琴，背着行李步行已颇为吃力的周钢鸣一直带在身边，倍加珍惜。当陈残云一行十余人困在贵阳进退维谷时，周钢鸣代表党组织，介绍、资助他们绕道前往粤桂边境的苍梧县大坡山，支持李济深先生与中共合作，反蒋抗日。“文革”期间，周钢鸣在自身受到冲击的情况下，冒着风险告诉身处关押中的杨应彬其妻子郑黎亚近况，杨应彬由衷感慨“同志深情，胜似家书万金”；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地为甘迈的左联时期历史作证，竭力保护好友。上世纪70年代末，周钢鸣患重哮喘病、心脏病，但他常常带病去看望住院治疗的同事、朋友。有一次，周钢鸣到珠江电影制片厂洪遒家中走访，听说从省文联调到该厂的一位炊事员瘫痪在床，他马上和洪遒等人前往其家中探望，嘘寒问暖。

周钢鸣一生笔耕不辍，不乏建树。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烽火连天的岁月，他尽管时常处于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衣单食薄的生活困境，却充满激情，以笔作枪，写下数十万字富有战斗气息的作品，出版《对日绝交论》《战时后方歌咏》《怎样写报告文学》《从摇班到烽火》《文艺创作论》等著作。其中，《怎样写报告文学》于1938年2月，由生活书店作为“青年自学丛书”之一出版。同年8月，茅盾在《文艺阵地》第一卷第八期发表书评，对其作中肯评价和热情推荐。该书是我国第一本全面系统阐述报告文学理论的专著，对报告文学写作的普及和指导发挥重要作用，被《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史》称为“报告文学写作理论的奠基之作”。1936年初，周钢鸣作词的《救亡进行曲》成为经典，至今仍在中华大地上广为传唱，经久不衰。1944年冬，在逃难的过程中，周钢鸣和怀远剧团、剧宣四队转移到贵州安顺暂驻。他和瞿白英、樊赓稣、赵华、舒模、费克、孙慎、草田等人，采取集体讨论、分头执笔的方式，创作一首诵唱结合的长诗《岁寒曲》，反映这一年柳州至贵州沿线，数十万军民大溃退的悲惨景象，以舞台具象展现国仇家恨，唤醒军民重振抗日斗志。全诗包括《大地回春》《向春天倾诉》等12段朗诵、《屠场葬礼》《哀金城江》等11首歌曲。数日之间，一气呵成。12月31日，剧宣四队、怀远剧团在安顺大戏院联合首演《岁寒曲》，台下的军民观众反响强烈。

1982年6月，在周钢鸣病逝一年后，《救亡进行曲》曲作者、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曾受周钢鸣引导走上革命道路的孙慎在《怀念老友周钢鸣》一文中，称赞“在我国革命音乐的发展史中，周钢鸣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并赋诗一首，表达永远怀念之情。

国难当年话救亡，山河半壁尽屠场。

英雄无泪弹故土，儒冠有血热中肠。

昼挽长弓堪射日，夜吟短句犹擦枪。

诗魂未付东流去，一纸龙蛇墨尚香。

《救亡进行曲》曲作者孙慎（摄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