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中共桂东地下党组织先后在钟山县英家乡（今属清塘镇）、富川县古城乡（今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城镇）举行武装起义，攻占钟山县英家、公安两个乡公所，缴获枪支30余支以及弹药一批，将英家粮仓3000余担粮食分发给贫困群众，由此揭开中共广西省工委（以下简称“省工委”）横县会议后，广西地下党组织开展全省武装斗争的序幕，在广西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英家、古城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就是时任中共桂东区特派员兼英家特支书记吴赞之。

吴赞之档案图片（摄于解放初期）

桂南驰骋逐日军

吴赞之（1917—1978），汉族，原名吴修𪟝，参加革命后曾化名蔡亚祥、蔡老五、五哥、何学儒等，1917年9月18日出生于广西融县石岩村（今融安县沙子乡三睦村石岩屯）一个汉族农民家庭。家中兄妹五人，他排行老二。吴赞之自幼聪敏好学，先后在本乡私塾、高小读书。1932年春、1933年秋，他相继考上桂林县立桂山中学、广西省立第三高中（今桂林中学）。上高中后，吴赞之经常阅读在上海读大学的哥哥吴修勤寄来的各种进步书刊，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的影响，1934年春，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吴赞之故乡融安县沙子乡三睦村石岩屯一角

1937年秋，经同学介绍，吴赞之到临桂县灵溪乡（今属灵川县潮田乡）小学任教。次年春，他转往桂林美术学院当临时干事，1个多月后，又应聘为省教育厅雇员。1938年9月，经中共党员、曾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队”）队员唐振裘介绍，吴赞之参加民先队，并利用工作之便，秘密印刷民先队的抗日宣传资料。

1938年11月，吴赞之考入第三届广西学生军，成为第一团第二大队第七中队的一名上士班长。第七中队队员多数是柳州周边县份的学生，聚集了梁林、龙兆佳、龙兆昆等中共党员以及魏文荣、侯信、庄炎林、李福材、梁宣𬴊、岑友鲲、覃绍彰等一批进步青年。

1939年2月，第一团在桂林七星岩附近集训结束后，开赴平乐县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4月，分赴富川、钟山、贺县（辖今贺州市八步区以及平桂区一部）等地。吴赞之所在分队3个班留在平乐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他们深入各村屯，通过召开座谈会、演出话剧、教唱抗战歌曲、出墙报、张贴标语、画漫画等形式宣传全民抗战，平乐民众的抗日热情不断高涨。

同年11月，桂南战事告急，第七中队集中宾阳，参加学生军第一次整编后，奉令调往武鸣县（今南宁市武鸣区）的长龙、伊岭、双桥和甘圩一带，开展协调军民关系、支援前线作战等工作。吴赞之因表现出色，晋升分队长。他和梁林、魏文荣、侯信等中队骨干奉命组建游击队，伺机抓捕敌特汉奸、袭扰日军。

1939年冬，广西学生军在桂南前线（前排左一为庄炎林，后排右一为吴赞之）

1940年3月6日，吴赞之在致哥哥吴修勤的《桂南战场上的青年工作》（载《抗敌》第63、64期，1940年6月1日）一文中写道：“我们曾解决了不少的居民间的困难问题，曾捉了多数的小汉奸……曾经月余不领薪，曾经两三日没有吃饭，大家还能做事，并且越艰苦，我们的精神越振（奋）……而敌人更因此对于我们憎恨和惧怕，他们悬赏捉（拿）学生军，每（人）各一千元，尤其是我和其他几位是游击队的主角，赏格在四千元以上。这是我永不会忘记（和）骄傲的！”这是他当年桂南战地生活的真实写照。

1940年6月，吴赞之发表在《抗敌》第63、64期的《桂南战场上的青年工作》

1940年夏，学生军集中在隆安县下颜圩进行第二次整编，缩编为1个团，7月正式改称广西学生军团，下辖3个大队和1个女生队。吴赞之所在中队改编为第二大队第七中队。同时，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整编后的广西学生军团成立中共总支委员会。7月18日，经总支书记杨烈、总支委员梁林介绍，吴赞之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任第七中队党支部书记。

9月上旬，第七中队奔赴同正、扶南、绥渌三县（今属扶绥县）开展战地服务工作。11月，日军退出广西后，广西地方当局将学生军集中于收复区，组织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根据中共广西学生军团总支委员会关于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和加强地方工作的指示，吴赞之先后介绍侯信、郭家驯等在中队中享有威信的积极分子入党，以此带动更多的进步青年；他和梁林等人相继在同正县、扶南县渠黎乡等地开办青年政治学习班，安排肖雷、覃及芳、魏文荣等中共党员授课，注重激发学员的爱国热情和革命觉悟。参加学习的不少青年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

柳钟耕耘历艰辛

1941年6月，学生军解散，吴赞之受党组织派遣，通过中共党员、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三青团”）广西支团部筹备处组训组组长周可传的关系，分到三青团柳江分团部任书记。吴赞之赴柳州上任后，陆续调整人事，组训股、总务股的股长以及股员、录事等岗位均由中共党员、革命青年和进步群众担任，使分团部逐步成为中共地下活动的据点和秘密联络站。他以合法身份为掩护，指导龙城中学学生自治会成立抗日宣传队，积极推动柳州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开展。他将收到的国民党机密文件以及柳州地方当局的重要活动安排，及时报告上级领导杨烈，以便党组织采取应对措施。任职期间，吴赞之对三青团的业务敷衍了事，不仅不发展三青团组织，还借机抑制三青团的社会影响。

1942年7月，桂林“七九”事件发生后，根据省工委的紧急部署，中共柳州市委书记路璠、组织部长（一说组织委员）杨烈、宣传部长（一说宣传委员）李文浩撤离柳州，凡有可能暴露的柳州地下党员也全部转移。随后，省工委撤销中共柳州市委，指定吴赞之为中共柳州特派员，负责领导柳州党组织工作。8月底，吴赞之的活动亦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省工委得知情况后，指派庄炎林赶往柳州，通知吴赞之尽快转移。

庄炎林

9月初，吴赞之以身体不适需要到外地治病为由，辞去分团部书记职务，和庄炎林一道秘密回到融县老家。潜伏1个多月之后，两人分开行动，庄炎林去荔浦寻找党组织，吴赞之赴玉林等地隐蔽待命。1943年春，吴赞之转到那马县立国民中学（今马山县周鹿中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此前，1942年10月，省工委书记钱兴从灵川县转移到钟山县英家乡白沙井村，先后从各地抽调党员干部到英家乡，组建新的省工委机关。

1943年8月，吴赞之调至省工委机关，负责安全保卫和后勤工作。为掩护党的工作，钱兴、吴赞之分别化名蔡亚十、蔡亚祥，以叔侄相称，连同钱兴的妻子邹冰、刚满周岁的儿子小参，扮作从广东逃难来钟山县投靠朋友的四口之家。不久，钱兴决定将省工委机关搬到较为偏僻、更便于隐蔽的钟山县燕塘乡（今燕塘镇）牛垌。进入牛垌后，钱兴夫妇、吴赞之在莫晚叔等难民的帮助下搭盖茅棚，与他们合伙开荒种地，上山割草烧石灰，还养了几只小鸡。刚开始生活极端困难，有时无米下锅，只好到别人翻犁后的土地捡些遗漏的红薯充饥。经过吴赞之和钱兴夫妇数月的艰辛劳动，出售石灰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庄稼也有了不错的收成，在保障省工委机关人员生活口粮的同时，也为党组织增添了部分活动经费。

1943年秋，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所在地钟山县燕塘乡牛垌

1944年初夏，国民党平乐专署借故要在牛垌办农场，省工委机关复迁回白沙井村。为便于活动，吴赞之在马路边搭了一个简易棚子，卖粥兼营杂货，不时挑着货担到各地贩卖，向党组织和党员传递省工委的指示和相关情报。其间，受钱兴委托，吴赞之以学生家长为子女交学费为名，前往贺县中学（今贺州市中学），同中共党员、校长路伟良（杨江）接头，明确其近期主要工作任务。

1945年7月，原中共桂东北区特派员、临阳联队政委黄嘉等3人在恭城县西岭乡（今恭城瑶族自治县西岭镇）被国民党地方当局以所谓“汉奸”嫌疑逮捕，投进恭城县监狱，后被押转到设于平乐县的广西高等法院第七分院监狱。吴赞之协助钱兴组织营救。1946年7月，经过多方面的努力，黄嘉等3人被第七分院宣判无罪，免保释放。

桂东起义启先声

1945年3月，吴赞之兼任中共英家特支书记，张赞周任特支副书记兼英家农村支部书记。同年7月，钱兴决定将省工委机关迁往昭平县黄姚镇。临别前，钱兴指定吴赞之为省工委驻桂东组织员，要求他在拓展以英家乡为中心的钟山县工作的同时，指导、推进富川县革命活动。1946年2月，省工委任命吴赞之为桂东区特派员，负责领导钟山、富川两县党组织工作。

1945年夏至1947年春，吴赞之奔波于钟山英家和富川古城之间。他领导英家特支在英家乡及周边乡村开展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活动，培养30余名农民骨干分子，并通过他们串联群众达300余人。他在古城乡建立工作据点和地下交通站，重建中共古城支部，由肖林任支部书记，毛文彦、黄希文为支部委员，强化党组织的战斗力。他妥善安置从临阳联队转移到钟山、富川的中共党员和武装人员，壮大革命力量。

1947年4月，吴赞之参加钱兴在横县陶圩乡（今横州市陶圩镇）六秀村主持召开的全省党的主要干部会议（史称“横县会议”）。会议对全省武装起义进行了具体部署。

5月初，吴赞之回到桂东，分别向英家、古城的党员骨干传达横县会议精神，共同分析桂东斗争形势，决定在钟山的英家、富川的古城同时举行武装起义，计划用3个月的时间完成起义的准备工作。随后，他通过多种渠道进一步摸清国民党钟山县政府和英家、清塘、燕塘等乡敌、友、我三方面情况，积极筹措武器，还在燕塘乡张屋村秘密建立一支十余人的地下武装小组，作为英家起义的外围武装。

5月22日，原临阳联队骨干孙忆冬、姚大年自广东西江游击区来到英家，向吴赞之等人传达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以下简称“香港分局”）和钱兴的指示，要求桂东的党组织迅速组织武装起义，以策应西江游击队的斗争。钱兴指定吴赞之为起义总指挥，孙忆冬、姚大年负责军事工作。数日后，古城武装起义的行动计划意外泄密，距古城不远的富川县城戒备森严，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肖林等中共党员、群众骨干撤退到附近的大源山隐蔽。吴赞之处变不惊、沉着冷静，按计划继续准备以夺取粮食为主要目标和斗争焦点的英家起义。

6月2日，吴赞之获悉国民党钟山县政府准备近日将设在粤东会馆的英家粮仓中的谷子全部运走的情报。6月3日晚，吴赞之在白沙井村张赞周家屋后的大坟堆上主持召开武装起义骨干人员紧急会议，果断决定3天内举行英家武装起义。6月5日晚9时许，参加起义的60余名游击队队员集中于油榨垌村的泉公庙内，举行起义誓师大会，吴赞之作简短战斗动员后，兵分两路袭击英家乡公所和英家粮仓。起义队伍不费一枪一弹，收缴乡自卫队全部武器，共获步手枪12支、子弹260余发；占领粮仓后，发动群众趁夜将3000余担谷子全部挑走。第二天，国民党钟山县政府纠集地方武装扑向英家，搜捕起义人员的家属和革命群众，接着，平乐专署专员罗福康率部到英家，以“点团清乡”方式，对外来人员进行清查。为避开敌军主力，吴赞之带领游击队主力向山高林密的花山山区转移。6月17日夜，他指挥15名精干队员，突袭钟山县公安乡公所，缴获步手枪19支、弹药一批。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接到报告后，急令平乐专署调集平乐、荔浦、恭城、贺县等县的自卫队、保安队驰援钟山，严密封锁花山地区，疯狂“围剿”游击队。与敌人反复周旋后，游击队与外界联系中断，几近弹尽粮绝，为了保存革命力量，7月9日，吴赞之决定将游击队队员分散隐蔽，逐步转移到桂东各县和广东西江游击区。7月15日深夜，吴赞之率5名骨干最后一批撤离花山。

英家起义袭取的主要目标英家粤东会馆

6月25日，为配合英家起义，根据吴赞之的部署，中共古城支部发动古城起义，当晚，起义队伍30余人进攻古城乡公所，因敌严密戒备而未果。翌日，起义人员夜袭下城头村一个反动分子的炮楼，收缴步手枪5支。7月初，起义队伍被敌优势兵力重重包围，处境艰难。中共古城支部审时度势，决定将起义队伍化整为零，疏散隐蔽，转入地下活动。

在古城起义中，中共党员孙忆冬、毛文彦、姚大年、黄希文及进步青年何民康、周绍华、魏贞川、周文林等8人不幸相继被捕，后被敌人杀害。

面对起义失败和患难与共的战友惨遭敌人杀害，吴赞之悲不自胜，写下一首缅怀诗，表达对牺牲战友的深深怀念之情：

闲云潭影下城头，战斗情深一叶秋。

壮语豪言犹在耳，忠魂今已作仙游。

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城起义烈士陵园

吴赞之领导的英家、古城武装起义，打响了横县会议后广西地下党组织领导武装起义的第一枪，为后来全省各地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重振旗鼓迎解放

吴赞之从花山撤离到燕塘乡张屋村后，因劳累过度大病一场，吐血多日，腿上又生疔疮，步履维艰。依靠张屋村游击小组和进步群众的热情帮助，他先后在该村和公安乡（今公安镇）里太村治疗半个多月，待病情稍有好转，即返回英家街、白沙井村了解情况，随后辗转于平乐、阳朔、桂林等地。1947年秋，吴赞之转移到荔浦县下北乡中心校（今荔浦市马岭镇中心校），改名何学儒，以代课教师身份为掩护，秘密从事革命活动。该校是中共荔蒙特支开辟的一个地下工作据点，校长余运鸿、教师吴福贤都是中共党员。据余运鸿在《一九四七年马岭地区的地下活动》一文中回忆，吴赞之团结教师，大家都喜欢和他相处，有什么问题都乐于向他请教。他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善于运用寓言故事来启发学生憎恨黑暗势力、向往光明的意识，获得授课班级学生的敬重。

1947年7月，香港分局决定成立中共粤桂湘边工委，由梁嘉任书记，同时撤销中共广西省工委，钱兴调任粤桂湘边工委副书记兼粤桂湘边区部队副政委，桂东地区党组织划归粤桂湘边工委领导。1948年初，根据钱兴通过联络员黄凡元传达的指示，吴赞之前往香港，向粤桂湘边工委领导汇报工作并接受新任务。到香港后，吴赞之写下4万余字的《广西钟山起义经过》，总结英家、古城起义的经验教训。2月，梁嘉安排吴赞之返回桂东，恢复原有的组织关系，继续发动群众，大胆放手开展武装斗争，并派贺县籍党员苏丹、谢盘石、陈灵明和进步青年陈保民，随吴赞之回桂东工作。

1948年2月，吴赞之在香港撰写《广西钟山起义经过》手稿首页（肇庆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原件存广东省档案馆）

1948年2月下旬，吴赞之等5人先后到达贺县。吴赞之根据苏丹等4人的居住地，布置他们分3个点开展工作：陈灵明在马峰乡马鼻村（今平桂区沙田镇马东村）建立据点，负责贺西地区工作；谢盘石在公会区（今平桂区公会镇）建立据点，负责公会和昭平黄姚边境地区（称黄公区）工作；苏丹和陈保民在里松乡（今八步区里松镇）山区建立据点，负责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开山乡（今八步区开山镇）、湖南江华县相连地区工作。

3月初，吴赞之秘密召开桂东部分党员会议，明确钟山、荔浦、平乐、昭平、贺县等地工作目标和领导分工，吴赞之主抓贺县工作。会议要求，从组织群众工作和领导群众斗争中发现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和武装队伍；运用多种方式组织群众，建立联络网点。

4月底，桂东独立团从广东广宁向桂东挺进受挫后，应吴赞之的请求，香港分局、粤桂湘边工委从香港、西江游击区分期、分批秘密向桂东输送干部，逐步增强桂东地区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的力量。

9月，吴赞之到贺县马峰乡马鼻村指导工作，安排闭鼎新等人筹办桂东地下文印机关胜利出版社。此后，桂东地下党组织的文件和宣传品，均通过该社印刷并分发各地。

10月，贺县发生“里松事件”：在贺县里松乡山区开展革命斗争的中共党员陈保民被叛徒杀害，国民党平乐专署、贺县政府悬赏捉拿里松地下党领导人苏丹，大肆搜捕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事件发生后，吴赞之不顾个人安危，立即从马鼻村赶赴里松处理善后事宜，安排苏丹转移到安全地区。12月，吴赞之在马鼻村果子园召开部分党员整风会议，总结“里松事件”的经验教训，强调要提高警惕，持续稳妥地做好群众发动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吴赞之等桂东地下党领导人在贺县马峰乡马鼻村（今平桂区沙田镇马东村）活动旧址

1948年12月，香港分局决定成立中共广西省农委（以下简称“省农委”），李殷丹任书记，路璠、黄传林任委员，桂东地区党组织转由省农委领导。1949年3月底，李殷丹到贺县公会与吴赞之会面，部署近期工作，将原由钱兴直接领导的荔蒙特支以及桂柳区工委领导的桂东党员组织关系转给吴赞之。6月，黄传林抵达贺县公会鹿脑山与吴赞之相见，并主持召开桂东地工委第一次会议，传达省农委于4月底召开的木偶会议精神，宣布成立中共桂东地工委和桂东人民解放总队（以下简称“桂东总队”），黄传林任地工委书记、桂东总队司令员兼政委，吴赞之任地工委副书记、桂东总队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会议决定：成立各县、区工委，加强党的领导；各地普遍建立武工小组、武工队，形成星罗棋布的游击据点；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开展对敌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9月，桂东地工委在贺县公会鹿脑山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各县、区工委在现有武工队的基础上扩大队伍，迅速建立游击大队，配合南下解放军解放所辖的城镇乡村；在解放军一时未能到达的广大农村，各游击队要摧毁国民党乡村政权和反动武装，维护社会治安。会后，吴赞之赴桂东西部地区，先后在荔浦县大塘乡（今荔浦市大塘镇）兰洞村、平乐县榕津乡（今属张家镇）青草塘村主持召开相关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传达地工委会议精神，确定中共平恭工委建立3支人民解放大队，要求各地独立作战，主动做好发动群众、统一战线、迎军支前等工作。

1949年6月，桂东地工委在贺县公会鹿脑山谢振级家（箭头所示）召开会议，图为会议旧址（八步区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提供）

自1949年10月以后，桂东地区游击战争迅猛发展，延伸到湘南、粤北相邻地区。南下解放军入境，势如破竹，桂东总队所属游击队主动配合作战。11月21日，桂东地工委警卫中队在江华县岭东（指勾挂岭以东地区）一支武工队的配合下，袭击国民党贺县开山乡公所，全歼乡自卫队1个排，缴获机枪2挺、步手枪20支，解放了开山乡。同日，桂东总队贺西游击大队在贺县马峰乡马鼻村附近的丛虎岭设伏，阻击仓皇南逃的平乐专署保安团一个营，经6小时激战，在贺西游击大队的军事、政治攻势下，敌营长被迫下令缴械投降。此役俘敌120余人，缴获机枪7挺、步枪80余支、手枪7支、子弹1万余发。11月28日，富川人民解放总队（大队级）和平接管富川县城，接受县常备自卫总队投诚，共接收机枪13挺、步枪460余支、子弹6万余发、无线电台1部。

桂东解放前夕，桂东总队成长为一支拥有25个大队、指战员约4000人的革命武装，活动区域包括贺县、平乐、信都（解放初期并入贺县，今属八步区）、怀集、钟山、富川、昭平、恭城、荔浦、阳朔、修仁（今大部属荔浦市）、蒙山、苍梧、藤县和湖南江华、道县以及广东连山等17个县，参加作战36次，歼敌约2300人，缴获各种武器2058件。作为艰辛耕耘桂东地区多年的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之一，吴赞之为桂东地区的解放事业和桂东总队的建立、发展壮大作出了突出贡献。

1949年冬，中共广西省农委、桂东地工委领导合影。左起黄传林、吴赞之、李殷丹

呕心沥血践初心

1950年初至1966年夏，吴赞之历任中共平乐地委委员、地委宣传部部长，南宁市委秘书长、市委副书记，平乐地委副书记、平乐专署专员，梧州地委书记处书记、梧州专署专员、梧州地委副书记等职。平乐专区解放伊始，吴赞之饱含激情地赋诗《解放》两首，充分体现其一贯保持的兢兢业业、严谨求实、不畏艰难、奋勇前行的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

一

和平建设事如麻，事事毋忘细检查。

经验全无凭总结，那能小折便喧哗。

二

察物须详切莫偏，艰难曲折志弥坚。

只须记取前车鉴，岂可趑趄足不前。

20世纪50年代初期，吴赞之任平乐地委委员、地委宣传部部长兼地委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积极参加平乐专区基层党组织和政权组建、土地改革、剿匪等工作。1950年2月上旬，盘踞在贺县桂岭、大宁、螺石、南乡一带的土匪发动武装暴乱，冲击螺石乡政府，抢走一批武器弹药；攻打并占领大宁等乡人民政府，杀害政府工作人员，抢夺财物。2月16日，吴赞之会同解放军第四三三团团长张治银、贺县副县长苏丹，指挥第四三三团一部和桂岭区（今八步区桂岭镇）中队等地方武装，赴大宁剿匪，至4月中旬，全歼残匪，共击毙土匪34人，捕俘土匪461人，缴获步手枪460余支、子弹12000余发。

1951年4月，平乐地委领导、一四五师领导及其家属合影（后排左一为吴赞之）

吴赞之热情支持、积极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1952年1月，他参加大瑶山首届民族工作干部大会，被推选为大瑶山区域自治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指导大瑶山民族区域自治工作。针对部分外地干部不安心在条件艰苦的瑶山继续工作、一些本地干部担当意识不强的状况，吴赞之在会上作题为《树立革命人生观》的报告，他语重心长地说，外地干部要做到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安心做好党交给的工作；本地少数民族干部要以主人翁的精神，努力把工作做好，这样才对得起党。同年5月28日，全国第一个瑶族自治县——大瑶山瑶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前身)正式成立，属平乐专区管辖。1958年3月，广西僮族自治区成立，作为自治区第一届代表大会代表中的一员，吴赞之作诗表达内心的欣喜之情：

我本壮家甥，骨肉情至深。

欣逢今自治，我亦有光荣。

1958年3月，吴赞之当选为广西僮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大会代表证书

“文化大革命”期间，吴赞之被诬陷为“梧州专区头号走资派”，屡遭批斗，继而下放梧州专区“一〇·四”干校（即“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秋，在等待分配工作的日子里，他以青山为伴，博览群书，潜心研读，吟诗抒怀：

怕惹黄尘懒下山，盈箱书卷尽情看。

临窗日日青山伴，天外白云自往还。

1972年12月，吴赞之恢复工作后，先后任广西建筑工程局局长，广西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等职。此时的他“华发已萧萧，童心全未改。狂忆少年时，热血常澎湃”，仍满腔热情、一丝不苟地完成组织交给的工作任务。

1973年秋，吴赞之与自治区计委主任周光春、水电专家翁长溥等人赴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化公社（今属大化瑶族自治县）等地，对红水河电站坝址进行为期一周的实地考察。考察途中，他有感于“河低难灌溉，滩险苦航通。水足未能饮，鱼肥不供餐”的落后现状，豪迈赋诗，表达促进红水河资源开发利用，造福于民的美好心愿：

越过关山千万重，红旗飘荡卷西风。

刚从大化江头过，又向岩滩浪里冲。

工业能源何处有，农田水利几时通。

查山问水因何事，手执长绳欲缚龙。

这次考察成果，对红水河上第一个大型水电站——大化水电站于1975年开工建设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1976年秋粉碎“四人帮”之后，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广西以庆祝自治区成立20周年为契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在南宁兴建自治区博物馆、南宁火车站、北大路立交桥、“七一”广场（后改为民族广场）等10项重点工程。时任广西建委主任的吴赞之，为这些重点工程的立项、施工、建材供应和资金筹措付出了辛勤的汗水。1978年夏秋之交，吴赞之病重期间仍拖着羸弱之躯，坚持到自治区博物馆、南宁火车站等建设工地，督查检查施工进展和工程质量。同年十一二月间，这些饱含他心血的工程陆续竣工，交付使用。

1978年，吴赞之去世前留影

音容虽逝洪范在

在40年革命生涯中，吴赞之始终对党忠诚，磊落坦荡，心系百姓，关心同志。许多曾与吴赞之并肩战斗的地下党干部、游击队指战员由衷敬佩，称赞他是一位良师益友、令人尊敬的好领导。

1960年1月，吴赞之任梧州专署专员的任命书

对党忠诚，矢志不渝。1938年9月，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他毅然投身革命，从此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一切献给党的事业。他历经“七九”事件、“一·一五”事件、英家起义和古城起义失败带来的白色恐怖，随时可能被捕、坐牢和被杀害，但他奋不顾身，一直忘我地为党的事业奋斗不息。为专注党的工作，吴赞之坚持独身到1950年5月，经组织介绍，才与平乐地委党校干事朱慧英成婚。

吴赞之、朱慧英夫妇合影（1951年）

磊落坦荡，淡泊名利。他先后撰写《广西钟山起义经过》《主观轻敌的教训——记英家武装起义的失败》，主动从自己主观上寻找失败原因，勇于承担责任，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南宁市、梧州专区（今贺州市）工作期间，吴赞之的职务多次变动，不论安排什么岗位，他都一如既往地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

心系百姓，鱼水情深。在长期的地下工作中，他密切联系和依靠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群众亲切地称他为“五哥”。在英家起义后期转移过程中，吴赞之在村民家治病，多次出入英家乡公所附近，就是得益于革命群众的掩护帮助。他在钟山县挑货担走村串巷时，与居住在燕塘乡螺山街的小贩陈林章结为“同年”，经常出入其家，亲热地叫陈大妈为“同年妈”。英家起义失败后，参加起义的陈林章流亡平乐县同安乡（今同安镇），在当地做了上门女婿，陈大妈孤苦伶仃地留在家中。新中国成立后，吴赞之每到钟山县出差，必去看望老人。1957、1959年，吴赞之先后接陈大妈到平乐、梧州家中过春节，同她聊家常，嘘寒问暖，视如亲母。

热情真诚，关心同志。解放战争期间，他严格、耐心地培养、引导进步青年。1945年冬至古城起义前，富川县朝东中心校青年教师毛锦霞在吴赞之领导下，秘密从事地下交通工作。毛锦霞在《我参加革命的回忆》一文中写到，吴赞之对她非常严格，要求她每个月初写一份工作计划和一份学习计划，月末要写工作总结和学习总结，逐月定期检查。1948年5月，毛锦霞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秋，为有效指导富川革命斗争，吴赞之在贺县马鼻小学接待从富川来汇报工作的地下工作者蒋继文，单独对他进行一周的针对性培训，介绍其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热情鼓励蒋继文回富川后好好工作。数十年后，蒋继文回首往事，仍难以忘怀当年吴赞之殷切关怀、悉心指导的感人情景。

吴赞之还很关心牺牲战友的下落及其亲属生活。1948年11月，钱兴在怀集县（时属广西省平乐专署，今属广东省肇庆市）坳仔区仕儒村附近山头壮烈牺牲，遗体下落不明。1950年春，吴赞之到怀集县指导工作期间，专程赴钱兴牺牲的周边区域查访，寻找钱兴的墓地，可惜未能如愿，遗憾终身。毛文彦牺牲后，留下长女毛丽玲和遗腹女毛志军，吴赞之一直关怀着她们的成长，先后为其解决免费上学、转到梧州上中学等问题。

1978年11月24日，吴赞之因病在南宁逝世。同月26日，原桂东总队平恭钟人民解放大队政委、时任广西农学院桂北分院党委副书记肖含艳闻讯，一时泪流满面，含悲赋诗，表达对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的老领导由衷敬仰、深切怀念之情：

电报传来噩耗音，哀思不尽泪淋淋。

苍天何故夺英俊，大地茫茫堕灿星。

音容虽逝洪范在，教诲常存慰我心。

年年忆念泣英魂，岁岁追思战谊情。

肖含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