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定（1923.11—2000.7），汉族，原名廖基豪，曾用名王一里，广西全州县两河镇新屋里村人。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全灌武装起义、广东西江地区和广西都（安）宜（山）忻（城）地区游击斗争，表现突出；1956年，在担任中共环江县委书记期间，他从毛南山区农村实际情况和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出发，大胆探索，实施“三包到户”决策，成效明显，被称为广西推行“包产到户”的先驱。

20世纪50年代的王定档案图片

投身起义  痛失革命伴侣

王定上小学时，喜欢阅读《说岳全传》《薛仁贵征东》《狄青演义》等古典小说，崇拜书中武艺高强、精忠报国的英雄人物，期冀自己长大后能为国家建功立业。

1937年秋，王定考上全县（今全州县）国民中学。该校不少教师是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生，思想比较进步、开明。次年秋，中共党员毛恣观来到全县国民中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向青年学生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毛恣观和其他进步教师的影响下，王定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接受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

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王定很想投笔从戎，报效祖国。从县国中毕业不久，他接到一位同学来信告知军校招生消息，立即借旅费赶赴桂林投考，却因年龄、体重不符合要求而未能如愿。后经人介绍，先后到广西林业公司、全县和灌阳县政府当办事员。1946年夏，他协助唐仁芝、邓国衡等人，负责《青年周报》发行工作，利用报纸传播革命思想。

1946年秋，王定考入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思想活跃，是学生自治会骨干分子，并加入中共外围秘密组织“核心领导小组”，积极团结进步同学，组织学生爱国运动。

年轻时的王定

1947年7月24日，中共全灌特支在全县、灌阳两县8个点同时举行武装起义。正值暑假回乡的王定，义无反顾地参加起义的组织发动和武装斗争。根据武装起义指挥部安排，王定与刘心潜、邓德敏负责全县两河乡（今全州县两河镇）的经费和武器筹措、人员发动、行动计划制定等起义前准备工作。

7月29日，各路起义队伍会师全县两河乡厚村。王定参加在此召开的领导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将起义部队番号改为全灌农民解放支队，推举中共全灌特支书记邓崇济为支队长，下辖灌阳、石塘、东山、巨望4个中队。会后，起义部队兵分两路，分别向灌江东岸、西岸活动。邓崇济率领东山、巨望两个中队为东岸部队，接连攻下两河乡公所、灌阳县北部重镇文市乡公所。8月5日，东岸部队编为全灌农民解放支队第三大队（亦称东山大队），王定任副大队长。

此后，第三大队转战灌阳县和湖南省永明县（今江永县）、道县多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8月14日晚，第三大队从湖南道县返回灌阳到达永安关，遭到国民党灌阳县保安队伏击，整个大队被打散。由于叛徒告密，当王定率部分战士转移到全县两河乡黄泥冲时，被两河乡乡长邓崇芹带领的乡保安队包围。随后，王定等3人冲出包围，但他的妻子蒋继璘等6名战士不幸被捕。

王定妻子蒋继璘烈士

全灌起义前，党组织考虑蒋继璘女儿刚满8个月，且怀有身孕，决定不通知她参加起义。当她获悉起义的消息后，忍痛将女儿送往婆家抚养，带领多名女青年追随起义队伍。蒋继璘被捕后，面对敌人严刑拷问，始终坚贞不屈，9月15日英勇就义，年仅24岁。

8月中旬起义失败后，王定先在乡间隐蔽一段时间，然后与表弟唐善继转移到汉口，和邓崇济、邓国衡等一同住在原国中同学、国民党编余军官蒋开仁家，滞留3个多月。其间，妻子被敌人灭绝人性地残杀、许多战友牺牲的噩耗陆续传来，王定心情无比悲愤。他曾打算前往山东解放区，因道路封锁等原因而未能成行。

从粤返桂  转战都宜忻地区

1947年12月，王定向蒋开仁借得一套军服，冒充国民党军人身份，通过层层关卡到达香港，进入达德学院读书。1948年1月，他响应党组织号召，奔赴广东西江地区，参加粤桂湘边区人民解放军，担任一支游击小队副队长。在艰苦的山区游击斗争中，王定信念坚定，作战勇敢，1949年2月，经梁仁（即梁仁宣，原名梁就文，广西武宣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广西民族学院工作）介绍，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候补期一年。

1948年12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决定成立中共广西省农委，负责领导桂北、桂东、桂中、柳北、都宜忻5个地区的农村武装斗争，任命李殷丹为书记，路璠、黄传林为委员。此前，李殷丹在担任中共粤桂湘边区工委委员兼桂东独立团政委期间，建议从广东多派干部到广西，推进广西的武装斗争。

1949年春，党组织根据工作需要，安排王定回广西工作。他到柳州后，经广西省农委派遣，于4月下旬进入都宜忻地区，先后担任桂西北人民解放军第五团（以下简称“五团”）副团长兼第二大队大队长、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以下简称“都宜忻总队”）参谋长兼第二联队联队长，协助五团团长覃宝龙、都宜忻总队司令员兼政委路璠等领导同志指挥部队作战，取得一系列胜利。

5月16日，王定指挥第二大队第五中队一个小分队，配合第四大队部分队伍袭击宜山县欧洞乡公所，活捉敌特编正、副分队长和2名警员，缴获美式轻机枪1挺、步枪14支和子弹2000余发。

5月25日，五团在忻城县大塘与国民党五十六军警卫营发生遭遇战。王定、樊茂春指挥第二大队，在稀饭坳伏击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正规军，激战半日，毙伤敌军10余人。

1949年5月25日，覃宝龙、莫江白、王定率五团第一、第二大队在忻城县大塘稀饭坳与敌军交战。图为稀饭坳战斗旧址

6月4日，王定率第二大队袭击宜山县北山乡公所，缴获步枪1支、战马1匹、电话机1部，烧毁征兵、征粮名册档案。在北山街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中共和五团主张，开仓分粮1万余斤给贫苦群众，扩大了政治影响。

同月，即王定到都宜忻地区两个月后，因“工作负责，斗争坚决，战时工作需要”，经党组织讨论，同意他提前8个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7月间，五团主力转移到都安夷江。此时，敌人纠集重兵对都宜忻游击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8月初，五团主力在夷江两岸阻击敌人。8月下旬，为了粉碎敌人“围剿”计划，五团领导决定：除留第五大队坚守夷江根据地外，其余四个大队改向北山方向突围，转战加（仁）马（泗）根据地，以靠近交通线打击敌人，迎接南下解放军。王定、吴师光率第二大队按计划渡过刁江，突围成功，如期经永定（龙拱）根据地进入加马根据地，进行休整。随后，王定开始筹划消灭国民党忻宜都三县联防办事处主任王子君所部。

9月底，王定率第二大队冒着连日大雨，在忻城县滩石隘口据险设伏，等到第三天，终于伏击成功，王子君部溃不成军，损失惨重。10月29日，第二大队又在涌水桥袭击王子君所属邹祥福自卫队，缴获机枪2挺、步枪10余支。11月初，王定获悉王子君率其余部回老家加仁乡屯桃村的情报后，随即组织第二大队进行包围。他先安排白面红心的忻城县加仁乡乡长韦孟良进村劝降，随后亲自与王子君谈判。在王定耐心讲清形势、晓以利害、明确政策之后，王子君同意投诚，当场移交轻机枪1挺、步枪28支、子弹1200发、手榴弹6箱。其部属不愿参加游击队者，当即遣散回家。随着王子君投诚，加马根据地连成一片。

11月下旬，王定指挥都宜忻总队第二联队所属六个大队，在大塘向柳州一线活动。26日，路璠、王定在柳邕公路拉则村与南下解放军会师。第二天，第二联队政委樊茂春率第四、第七大队部分队伍随同解放军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进驻忻城，忻城宣告解放。

12月2日，都宜忻总队指战员1000余人开进宜山县城，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桂西北重镇宜山遂获得解放。

到宜山解放时，都宜忻总队（前身为桂西北人民求生队三六支队、凤凰山游击队、桂西北人民解放军第五团）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发展成为一支坚决听党指挥、拥有2100余人的武装力量，历经大小战斗90余次，先后摧毁国民党区乡公所20个，歼敌1274人，为都宜忻地区解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王定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都宜忻总队部分领导人合影。左起岑友鲲、覃宝龙、吴师光、路璠、周廷扬、王定

亲民务实  实行“三包到户”

1949年12月底，中共庆远地委、庆远专署派王定和覃展、王瑛、韦必达等同志，带领部分南下干部及都宜忻总队第二、第十一大队到达思恩县（今属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组成中共思恩县委员会、思恩县人民政府及思恩县大队。王定历任思恩县副县长兼县大队大队长，宜北县（今属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工委书记、宜北县县长，环江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等职。

王定在环江县工作期间，积极抓好基层政权建设、农业生产恢复、农村土地改革和剿匪等工作。其中最大的闪光点，是在担任县委书记时，他深入调查研究，从山区农村实际情况出发，实施有利于迅速发展生产力的“三包到户”决策。

1955年8月，时任环江县委第一副书记王定（前排中）参加

全省区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

1956年8月，为了克服高级社出现的生产管理混乱问题，王定率调查组深入大石山区调查发现，下南区希远农业社从1956年春开始，实行大宗作物如玉米、红薯等由社统一经营，小作物如杂豆、南瓜、蕃茄、辣椒、火麻、蔬菜等下放到户，谁种谁收。群众称之为“大集体下的小自由”，促进了粮食较大增产。随后，王定主持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借鉴希远社经验，根据不同情况，决定采取3种形式把高级社的经营规模划小：一是规模过大，居住过于分散的社，划分为若干独立核算的小社。二是保持大社原有组织，下设若干分社，在大社统一领导下，实行独立核算。三是大社规模不动，对一队多屯，各屯收入又悬殊的生产队适当分小，实行生产队自负盈亏；单家独户则采取“包产到户”的办法。同时明确，凡是山区社、队都可以推行“小作物下放到户”的办法。

同年秋，王定代表县委向宜山地委呈报《关于环江县水源、下南两个区生产整社中一些具体问题及处理意见的报告》。宜山地委批转了这个报告，同意进行试点。县委经过试点并对希远农业社的“小作物下放”办法进行总结完善后决定，对于一屯一队的生产队，由农业社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包资（投资）、包产，包产部分由社统一分配，超产奖励；对多屯一队的生产队，按居住情况划分作业组，把 “三包一奖”落实到作业组；单家独户，则实行包干上交的办法。

此后，县委在全县1954个生产队中，批准93个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138个队实行包干到户。截至1957年6月底，全县实行“三包一奖”的有261个生产队，占13.4％；实行生产队独立核算的96个队，占4.9％；实行“三包到户”的208个队，占10.6％。在实行“三包到户”的208个队中，旱地包到户的有112个生产队，水田包到户的有42个生产队，水田和旱地全部包到户的有54个队。承包形式有三种：按劳力分包耕地的有70个队，按人口分包耕地的有84个队，各户自种自收入社前耕地的有54个队。由于这些办法因地制宜，深受群众欢迎，仿效实行的屯、队不断增加。

1957年1月16日，广西日报发表《山区太分散  社大不好办/环江采取三种形式将大社分小》，介绍环江县工作经验。该县实行“三包到户”取得很好效果，《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志》记载：“1957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4894.5万公斤，比1956 年增产739万公斤，增长17.78％。”

1957年1月16日，广西日报第二版发表《环江采取三种办法将大社分小》

根据长期参与中国农村问题决策制定工作的杜润生所著《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记述，王定是全国农村“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最早的探索者之一。21世纪初以来，相继出版的《全州县志（1991—2005）》《毛南族百年实录》《中国共产党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历史（1930—2007）》《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能力建设之文化研究》《文化青山——香港达德学院概况》《广西重大改革纪实（1978—2008）》等书籍，均对王定当年敢于从实际出发，支持群众搞“包产到户”（“三包到户”）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

1958年7月，因“反对农业合作化”等理由，王定被错定为极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公职，劳动教养，经历了20年人生厄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其冤案获得改正，恢复政治名誉，相继任小学教师、柳州地区农业学校校长和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处长、副厅级咨询员等职。

回顾王定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他始终对党忠诚。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不惜牺牲或放弃个人的一切。他坚持实事求是，以民为本，因地制宜、富有成效地开展各项工作。针对基层工作存在的问题，他积极向上级党组织提出合理化建议。1957年四五月间，王定在中共广西省一届二次会议发言中提出，对干部的培养提高上，要着重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事业心，精通自已的业务，省委组织部应该研究一套党政干部的科学考绩制度；认真改进思想工作方法，使人民能向我们讲真心话，正确地解决群众所提的问题。时至今日，这些真知灼见仍有现实意义。迟暮之年，王定关注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惦记人民群众的冷暖。1998年10月9日，他在《南方周末》发表《狂热及其灾难》一文，全面剖析上世纪50年代后期环江县放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大卫星”的荒唐闹剧，望后人能从中汲取沉痛教训。

1982年，都宜忻总队领导人合影（二排右二为王定）

1987年11月，王定（前排右二）参加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成立大会合影

2000年7月26日，王定因病辞世，享年77岁。

（作者系河池市档案馆原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