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征文

做一个快乐的“掘宝”人

柳州市档案局编研科  吴爱玲

又是一个国际档案日，各级档案部门纷纷举办各种纪念活动，我也接到自治区档案局邀请参加“广西档案工作写作人员座谈会”的通知，并让我就如何挖掘档案文化做一个发言。能与大家一起分享写作经验是一件十分快乐的事，于是便静下心来对自己这些年来深入档案研究挖掘城市历史的写作历程做了一下回顾。

2004年11月，我从一家部队医院转业到柳州市档案局。在这之前，我是一名救死扶伤的护士，对于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我了解得非常肤浅，直到我来到档案馆我才知道，这座城市的历史是如此的丰富多彩！

领导把我安排在档案管理科负责接待查档，每次走进库房看到那些档案资料如同排列整齐、精神抖擞的士兵等我待检阅一般，心里就说不出的高兴，感谢命运让我成为一个城市历史财富的守护者！

在接待知青查档的过程中，我发现当年他们插队时的地名与曾经和现今地名有很大的不同，于是就此开展档案和资料方面的查阅和研究，进馆仅三个月，我的第一篇文史文章《文革时期的柳州地名》在柳州日报《文史》版面上发表。

从此我就如同一个掘宝人一样在档案中挖掘历史的宝藏。有一回，在一份档案中我发现了一张小纸片，它极不起眼只有半个巴掌大小，只是一页档案的附件，在目录上根本查不到。但我深知这张小纸片的历史价值非同寻常，这是一张“东北义勇军就义官佐遗眷证”，签发单位为“东北义勇军救护队第四队”。这张遗眷证是怎样从东北来到柳州的? 就义的东北义勇军第16路军第1梯队队长徐汉臣又是怎样的一个人? 他的遗眷欲返回柳城东泉，这期间又有怎样的故事?这些问题让我魂牵梦绕，但由于时间和空间的跨度大，资料信息严重缺乏导致我的写作不得不被搁置。但我终究放不下这件事，我不担求助于内蒙通辽的史学专家，还亲自到柳州东泉去实地寻访，在这张遣眷证在被我发现两年多之后，我终于写成《一张东北义勇军阵亡官佐遗眷证》这篇文章，并很快在通辽《都市生活报》《中国档案报》《内蒙古史志》刊登，之后很多网站论坛争相转载，一个60多年前东北义勇军舍身抗日及其家人辗转返乡的故事不再尘封。

做完这件事，我如释重负。我也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档案工作者不仅仅是档案整理和保管者，还应当历史的发现者和研究者。自此之后，我在接待档案查阅工作中更多了一份使命感。

又一次在翻阅档案中我发现一张照片，10名戎装官兵站立于一片废墟之上，神情肃穆凝重，眼眸中蓄满忧伤。我被他们眼中的忧伤击中，我很想搞清他们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这张照片是单一保存，没任何资料说明，也没有同类的照片相佐证。仅凭照片上方题字“三千战友惨烈牺牲故地重游唯我数人”我实在无法作出有效判断。但那10双忧伤的眼睛让我一直无法忘怀，经过数年的资料积累，我终于在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的时候写出了《永远的悲怆》一文，在这篇2300余字的考证文章中，我用倒序推理法将国民党第31军131师391团3000余官兵参加1944年11月桂林保卫战，全团官兵惨烈牺牲仅余10名军人的故事渐次演绎。这10名幸存者1年后由团长覃泽文带领回到阵地凭悼牺牲战友拍下这张照片，这么多年一直无人发现，经过我考证后成为桂林保卫战不可多得的历史佐证。

这些年，我先后撰写了《一张借粮证的故事》《民国时期柳州的兵工厂》《百战荣归飞将军》《抗战胜利后滞柳机工的复员遣送》等数十篇文史文章，分别在《柳州日报》《柳州晚报》《南国今报》《中国档案报》《广西档案》《文史春秋》《中国档案》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这些文章无例外地流露出浓郁的档案气息，彰显档案文化的魅力。

中年改行，没有任何历史知识积淀的我，从零开始，从档案的发现中展开探索，先抓住一个历史的点，契而不舍的钻研，每写一篇文章，相当于攻下一座堡垒，我的文史知识也由点及面不断拓展，名不经传的我也逐渐为柳州文史界熟悉。我被柳州电视台摆古栏目聘为文史顾问，我还是柳州日报《老柳州》版面的特约撰稿人，也是柳州党史智库人才。领导也根据我的特长将我调到文献编纂科，让我专注于档案研究，这几年参与《柳州客家》《旷野元声——柳州山歌拾遗》《沉钩浮影——档案与民国柳州》《阚维雍将军纪略》《抗战胜利后滞柳华侨的救济与复员》等书籍编纂，档案编研工作也因实实在在的业绩多次在绩效考评中被评为优秀等级，并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和表扬。

有人问我，你怎么会去做档案研究这么费时费力难见成绩的事？其实，一件事情，以喜欢的心情去做，就会收获很多的快乐，在快乐的氛围中工作我认为那是一种无尚的福分！我乐于做一个快乐的“掘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