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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风雷云满天——读柳州地方党史札记之二十

来源: 柳州市档案馆  |   发布日期: 2021-07-20 12:05    |  作者: 李广西

图片1:路璠与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农委领导、原都宜忻工委成员等人合影。 (本文配图均为资料图片)

图片2:路璠。

图片3:路璠题字。


    依稀记得三年前在南宁采访自治区党史专家庚新顺的场景,他嘱咐说:“融县出了6个红色游击司令,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你们应该好好写一写、挖一挖他们的红色故事。”这既是嘱托也是使命,言犹在耳!上篇写了“草鞋司令员”莫矜的故事,有人发来短信,希望能够更多地知晓其他5位红色游击司令的革命故事。现在写的是曾担任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司令员兼政委的路璠。他曾写下一首名为《龙潭》的诗:“胜迹龙潭自古传,些岩深处有龙潜。伫看他日腾飞去,万里风雷云满天。”他写诗的背景和年月不详,如果和融县(今融安和融水)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品味,诗的意境就不同凡响了。

    1.战斗岁月

    路璠先生留下过许多回忆文章,曾写过一篇《“皖南事变”前后柳州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回忆他的一些革命斗争故事。

    从文章的字里行间,我仍然清晰地看到:1937年的暑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路璠在桂林师专学习,于是他们以学校学生会的名义,在柳州举办了文化补习班,名目是帮助学生补习文化,准备考中学,但更多的是做抗日宣传工作,团结和争取一批青年学生。他们就住在柳州中学的分校。

    那时,白色恐怖笼罩广西。陶保桓表面上是柳州中学的教师,实际上在柳州恢复党组织建设工作中做得大有成效。大概是8月底的一个晚上,天气很热,他在凉台上乘凉。约莫到了半夜,他觉得有人包围了分校。之后,校本部有个事务员进到学校,问:陶保桓在不在?可是到了天亮,有个学生来讲,在河南那边(浮桥头)看到陶老师被宪兵捆在车上。这个学生还买了一碗粉给保桓老师吃。后来听说事情是这样:宪兵首先秘密包围了校本部,派了一个青年模样的人进学校,说找陶保桓有点事。陶保桓没有察觉来人的意图,一出来就被人不露声色地带走了。陶保桓后来被敌人杀害了。

    1937年11月,路璠受桂林党组织派遣到武宣做政治交通员。但任务完成后,他却失去了同组织的联系。于是,路璠从武宣回到家乡融县,在和睦小学代课,莫秉凡也在那里,那里还比较安全。那段时间曾世钦来找他,是化装来的。失去了同上级组织的联系,大家都很着急,想在一起分析情况。当时他们有个想法:师专的党员,毕业后分配去做中学教员,到了地方不合适或容易暴露,流动性大,没有办法扎根农村,很被动。于是,路璠找到融中一位叫黄吉士的党员,利用关系当小学教师做掩护。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38年冬,他们在融县浪保乡重新建立了中共融县支部(1937年7月融县支部停止活动),路璠任书记。支部以学校为阵地,抗战宣传工作开展得火热。经过申请,之后他到融中当了一段时间的中学教员,在融中继续发展党员,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路璠1936年10月入党,1939年时才有三年党龄,经验不足的他总想找机会提高自己的党员素质。后来看到杨东莼在桂林办地方干校,人们都把那里称为南方的抗大。就写信给杨东莼,要求调到那里。

    路璠在干校工作了一年。1940年8月,组织上为了充实柳州这个交通要道的领导力量,决定派他到柳州开展工作。路璠到柳州后在柳州中学任教,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做些潜移默化的工作,并发展了几名党员。1941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委书记钱兴到柳州组建柳州市委员会,任命路璠为书记。随后,市委先后建立了柳州中学支部、柳州日报社支部、柳江县合作人员支部、柳城县支部4个下级组织。

    1941年的6月,广西学生军解散,由杨烈和梁林带了一部分同志来到柳州,一些在龙中、柳中、国中复学,还有一些人分到柳江区合作指导室工作。路璠所联系的这条线和学生军这条线不归拢。不久,路璠把柳州日报社支部的党员关系转给李文浩。李文浩是中山大学毕业的,1941年3月从广东应聘到柳州日报社工作。省工委任命李文浩为市委宣传委员,路璠布置李文浩和柳州日报社的地下党员林继茂联系,他就不直接联系柳州日报社支部了。

    1942年,桂林发生“七·九”事件,省工委命令各市党组织迅速转移撤退,以保存力量,柳州市委和下辖党组织被撤销。当时,学校正准备考试,情况非常危急,成批党员怎么办?经商量决定:这些党员要尽快离开柳州,有序先后撤离;争取提前考试,把试卷改好,评好分,造好册,交给学校;其他同志能走的先走。随后路璠和杨烈一起回到融县。

    1944年11月至1945年7月,柳州地区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期间,他代表融县党组织,与桂林文化支部和柳州日报社的党员代表(后组建报社特支)组成的中共桂北临时联合工委,共同领导柳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史料记载:根据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委书记钱兴1945年向党中央的汇报资料显示,1941年至1942年的柳州地下党组织名称是中共柳州市委,书记路璠、组织部长莫朗(即杨烈)、宣传部部长李文浩。市委亦称为柳州特支或柳庆区特派员。市委驻地设在柳中。

    在路璠调来柳州时,钱兴在桂林和他谈过一次话,到柳州后,大概是1941年的三月间,钱兴来柳时,又找过他谈了一次话,是在庆云路的客栈里,还碰上警察来查夜的险情。

    2.革命友谊

    同志之寓意就是志同道合,路璠和莫矜这两位红色游击司令的成长道路和革命情谊就是同志的最好解释。

    路璠曾写过一篇《回忆莫矜同志》的文章说,他和莫矜相识于1938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因不同的工作岗位才分开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县城,由于共同的政治理想,促成革命友谊。当时,陶保恒在融中教学,而莫矜是陶保恒的学生,路璠是陶保恒的师专的同学,他们师专的同乡同学经常在一起交流,这样就有了认识的机会。1938年,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路璠在融县建立党组织,坚持本地工作。总之,他和莫矜一见如故,因为互相信任,忘记了见面的细节。当时,莫矜在永乐小学当老师,他在融县中学当老师。

    1939年9月,他到桂林地方建设干校工作。1940年春,莫矜考上这所学校,两人经常见面。莫矜由于政治素质高和工作表现好,成为学生党组织的核心骨干。到了1941年,路璠在柳州任市委书记时,莫矜因回乡当乡长工作出色被融县当局通缉,弃职到柳州隐藏在吴赞之所在的三青团工作,因为是同乡,又讲土话,还是经常见面的。之后,党组织要派人去黔桂边开辟新区,莫矜主动报名去并顺利完成任务。后来,两人分别担任融县特支正副书记,工作联系更多了。他们甘苦同当,艰危与共,结成了深厚的友谊,这样牢不可破的友谊在他的一生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路璠还写了一篇《忆莫秉凡同志》的文章,情真意切,读来令人哽咽不已。路璠1931年认识莫秉凡,那时他们都在融县中学读书,莫秉凡高他一届。1937年冬天,他和莫秉凡一起在和睦小学代课,一起做抗日宣传工作。这是一个值得他怀念的革命合作。后来,因为地下工作的原因,他经常去莫秉凡家。莫秉凡曾到陕北工作过,因为有病,组织上让他回来养病。莫秉凡回来养病期间,他们经常联系。路璠说,他每每在莫秉凡病榻前一起研究工作,并得到莫秉凡的启发和教育,是他人生中最难忘怀的美好回忆。

    莫秉凡牺牲时只有32岁,没有结婚,没有子女。但莫秉凡的子侄辈人员众多。路璠认为,莫秉凡是一位心地纯洁、无私忘我、一心为党、意志坚强的优秀党员,是活着的人在新的生活环境中,能拿来时常对照检查的好榜样。

    在融县的革命斗争历史中,有一个人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陶三公。这个老人农民出身,勤劳致富,性格刚直,关心时事,爱护人才。陶保桓和陶保恒两位革命者的成长与他有关。抗日战争开始,陶三公把长子陶卓才送去前线,在安徽英勇牺牲。之后,他又把次子陶树才送去考军校。陶树才加入抗日挺进队,任抗日挺进队队长,在战斗中英勇献身。1937年,陶保桓被国民党杀害于桂林时,陶三公亲赴桂林收殓烈士遗体,并发誓要为革命者报仇。路璠对陶三公非常敬重,曾专门为陶三公写过《陶三公小传》,其中有诗:“两捐爱子两参军,老人革命有功勋。只恨功成公不见,空余青冢对江村。”这诗,是缅怀、是纪念、更是惋惜。

    3.红色司令

    革命的道路是崎岖的。

    从一个农村青年成长为红色游击司令是经历过无数腥风血雨和艰难困苦的。

    看一看路璠的革命轨迹和战斗的地方就会明了。他曾用名韦士庸,生于1916年,融水人。1936年,经过陶保桓等人的培养, 路璠在广西桂林师专入党。1937年冬受命回到融县重建党组织并任书记。1939年到广西地方干校担任指导员,同时是中共支部的支委。1941年3月至1942年7月任中共柳州市委书记兼柳州中学支部书记。1943年任中共黔桂边特别支部副书记。1944年任融县特支书记。1945年1月任中共桂北临时联合工委委员兼融县特支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融县特支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委直接领导,仍是他任书记。

    解放战争期间,路璠先后任中共桂柳区工委宣传委员、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工作委员会委员,为恢复和发展党的城市工作和农村武装斗争做了大量的工作。1949年10月,路璠任都宜忻地工委书记、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司令员兼政委。

    路璠曾写过一篇革命回忆文章《我和都宜忻游击队》,讲述他当红色游击司令的故事。

    1948年7月,在桂林召开的中共桂柳区工委会,决定让他指导宜山方面的工作。因为去香港学习武装斗争,直到11月份他才到宜山。第一次到宜山,隐蔽在一所小学里过夜。第二天,他到吴师光家。之后他仍以“跑生意的”的身份作为掩护开展工作。这次的工作主要任务是研究农村武装斗争的问题。因为他在宜山熟人少,行动比在柳州较为自由。开始,他对如何在农村搞武装斗争并不十分清楚,心中有很大的紧迫感。通过深入农村调查了解,经过努力,他明确了方向,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武装力量,准备迎接全国的解放。1949年4月26日,在忻城县加仁乡拉料屯召开的工作会议决定,建立凤红游击区和组建桂西北人民解放军第五团。1949年10月,省农委决定将桂西北人民解放军第五团扩建为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之后,各地游击武装更是迅速发展。经过艰苦的斗争,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配合解放大军组织部队出击,解放和控制了53个乡。

    1949年12月28日,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都宜忻总队”,列入解放军建制,共改编为6个大队1个独立营,分属宜山、柳州军分区领导。路璠召开总队改编会议,宣布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撤销,完成其历史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路璠先后担任宜山地委副书记、柳州工业学校校长、武昌钢铁工业学校校长、武汉钢铁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2003年,路璠因病逝世于武汉,如同经历烈风暴雨的航船,降下了它蓄满深深记忆的风帆。

    “天涯芳草绿,枝上剩残红;更番花讯近,何处觅秋翁。”透过路璠的诗作《园丁》一诗,隔着厚重历史大门,仍然能够感受到前辈们无私的情怀和永恒的清芬。



  • 主办单位:柳州市档案信息网

  • 热线电话:0772-2826726

  • 地址:柳州市三中路66号(市委大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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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风雷云满天——读柳州地方党史札记之二十

来源: 柳州市档案馆  |   发布日期: 2021-07-20 12:05    |  作者: 李广西

图片1:路璠与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农委领导、原都宜忻工委成员等人合影。 (本文配图均为资料图片)

图片2:路璠。

图片3:路璠题字。


    依稀记得三年前在南宁采访自治区党史专家庚新顺的场景,他嘱咐说:“融县出了6个红色游击司令,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你们应该好好写一写、挖一挖他们的红色故事。”这既是嘱托也是使命,言犹在耳!上篇写了“草鞋司令员”莫矜的故事,有人发来短信,希望能够更多地知晓其他5位红色游击司令的革命故事。现在写的是曾担任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司令员兼政委的路璠。他曾写下一首名为《龙潭》的诗:“胜迹龙潭自古传,些岩深处有龙潜。伫看他日腾飞去,万里风雷云满天。”他写诗的背景和年月不详,如果和融县(今融安和融水)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品味,诗的意境就不同凡响了。

    1.战斗岁月

    路璠先生留下过许多回忆文章,曾写过一篇《“皖南事变”前后柳州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回忆他的一些革命斗争故事。

    从文章的字里行间,我仍然清晰地看到:1937年的暑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路璠在桂林师专学习,于是他们以学校学生会的名义,在柳州举办了文化补习班,名目是帮助学生补习文化,准备考中学,但更多的是做抗日宣传工作,团结和争取一批青年学生。他们就住在柳州中学的分校。

    那时,白色恐怖笼罩广西。陶保桓表面上是柳州中学的教师,实际上在柳州恢复党组织建设工作中做得大有成效。大概是8月底的一个晚上,天气很热,他在凉台上乘凉。约莫到了半夜,他觉得有人包围了分校。之后,校本部有个事务员进到学校,问:陶保桓在不在?可是到了天亮,有个学生来讲,在河南那边(浮桥头)看到陶老师被宪兵捆在车上。这个学生还买了一碗粉给保桓老师吃。后来听说事情是这样:宪兵首先秘密包围了校本部,派了一个青年模样的人进学校,说找陶保桓有点事。陶保桓没有察觉来人的意图,一出来就被人不露声色地带走了。陶保桓后来被敌人杀害了。

    1937年11月,路璠受桂林党组织派遣到武宣做政治交通员。但任务完成后,他却失去了同组织的联系。于是,路璠从武宣回到家乡融县,在和睦小学代课,莫秉凡也在那里,那里还比较安全。那段时间曾世钦来找他,是化装来的。失去了同上级组织的联系,大家都很着急,想在一起分析情况。当时他们有个想法:师专的党员,毕业后分配去做中学教员,到了地方不合适或容易暴露,流动性大,没有办法扎根农村,很被动。于是,路璠找到融中一位叫黄吉士的党员,利用关系当小学教师做掩护。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38年冬,他们在融县浪保乡重新建立了中共融县支部(1937年7月融县支部停止活动),路璠任书记。支部以学校为阵地,抗战宣传工作开展得火热。经过申请,之后他到融中当了一段时间的中学教员,在融中继续发展党员,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路璠1936年10月入党,1939年时才有三年党龄,经验不足的他总想找机会提高自己的党员素质。后来看到杨东莼在桂林办地方干校,人们都把那里称为南方的抗大。就写信给杨东莼,要求调到那里。

    路璠在干校工作了一年。1940年8月,组织上为了充实柳州这个交通要道的领导力量,决定派他到柳州开展工作。路璠到柳州后在柳州中学任教,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做些潜移默化的工作,并发展了几名党员。1941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委书记钱兴到柳州组建柳州市委员会,任命路璠为书记。随后,市委先后建立了柳州中学支部、柳州日报社支部、柳江县合作人员支部、柳城县支部4个下级组织。

    1941年的6月,广西学生军解散,由杨烈和梁林带了一部分同志来到柳州,一些在龙中、柳中、国中复学,还有一些人分到柳江区合作指导室工作。路璠所联系的这条线和学生军这条线不归拢。不久,路璠把柳州日报社支部的党员关系转给李文浩。李文浩是中山大学毕业的,1941年3月从广东应聘到柳州日报社工作。省工委任命李文浩为市委宣传委员,路璠布置李文浩和柳州日报社的地下党员林继茂联系,他就不直接联系柳州日报社支部了。

    1942年,桂林发生“七·九”事件,省工委命令各市党组织迅速转移撤退,以保存力量,柳州市委和下辖党组织被撤销。当时,学校正准备考试,情况非常危急,成批党员怎么办?经商量决定:这些党员要尽快离开柳州,有序先后撤离;争取提前考试,把试卷改好,评好分,造好册,交给学校;其他同志能走的先走。随后路璠和杨烈一起回到融县。

    1944年11月至1945年7月,柳州地区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期间,他代表融县党组织,与桂林文化支部和柳州日报社的党员代表(后组建报社特支)组成的中共桂北临时联合工委,共同领导柳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史料记载:根据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委书记钱兴1945年向党中央的汇报资料显示,1941年至1942年的柳州地下党组织名称是中共柳州市委,书记路璠、组织部长莫朗(即杨烈)、宣传部部长李文浩。市委亦称为柳州特支或柳庆区特派员。市委驻地设在柳中。

    在路璠调来柳州时,钱兴在桂林和他谈过一次话,到柳州后,大概是1941年的三月间,钱兴来柳时,又找过他谈了一次话,是在庆云路的客栈里,还碰上警察来查夜的险情。

    2.革命友谊

    同志之寓意就是志同道合,路璠和莫矜这两位红色游击司令的成长道路和革命情谊就是同志的最好解释。

    路璠曾写过一篇《回忆莫矜同志》的文章说,他和莫矜相识于1938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因不同的工作岗位才分开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县城,由于共同的政治理想,促成革命友谊。当时,陶保恒在融中教学,而莫矜是陶保恒的学生,路璠是陶保恒的师专的同学,他们师专的同乡同学经常在一起交流,这样就有了认识的机会。1938年,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路璠在融县建立党组织,坚持本地工作。总之,他和莫矜一见如故,因为互相信任,忘记了见面的细节。当时,莫矜在永乐小学当老师,他在融县中学当老师。

    1939年9月,他到桂林地方建设干校工作。1940年春,莫矜考上这所学校,两人经常见面。莫矜由于政治素质高和工作表现好,成为学生党组织的核心骨干。到了1941年,路璠在柳州任市委书记时,莫矜因回乡当乡长工作出色被融县当局通缉,弃职到柳州隐藏在吴赞之所在的三青团工作,因为是同乡,又讲土话,还是经常见面的。之后,党组织要派人去黔桂边开辟新区,莫矜主动报名去并顺利完成任务。后来,两人分别担任融县特支正副书记,工作联系更多了。他们甘苦同当,艰危与共,结成了深厚的友谊,这样牢不可破的友谊在他的一生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路璠还写了一篇《忆莫秉凡同志》的文章,情真意切,读来令人哽咽不已。路璠1931年认识莫秉凡,那时他们都在融县中学读书,莫秉凡高他一届。1937年冬天,他和莫秉凡一起在和睦小学代课,一起做抗日宣传工作。这是一个值得他怀念的革命合作。后来,因为地下工作的原因,他经常去莫秉凡家。莫秉凡曾到陕北工作过,因为有病,组织上让他回来养病。莫秉凡回来养病期间,他们经常联系。路璠说,他每每在莫秉凡病榻前一起研究工作,并得到莫秉凡的启发和教育,是他人生中最难忘怀的美好回忆。

    莫秉凡牺牲时只有32岁,没有结婚,没有子女。但莫秉凡的子侄辈人员众多。路璠认为,莫秉凡是一位心地纯洁、无私忘我、一心为党、意志坚强的优秀党员,是活着的人在新的生活环境中,能拿来时常对照检查的好榜样。

    在融县的革命斗争历史中,有一个人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陶三公。这个老人农民出身,勤劳致富,性格刚直,关心时事,爱护人才。陶保桓和陶保恒两位革命者的成长与他有关。抗日战争开始,陶三公把长子陶卓才送去前线,在安徽英勇牺牲。之后,他又把次子陶树才送去考军校。陶树才加入抗日挺进队,任抗日挺进队队长,在战斗中英勇献身。1937年,陶保桓被国民党杀害于桂林时,陶三公亲赴桂林收殓烈士遗体,并发誓要为革命者报仇。路璠对陶三公非常敬重,曾专门为陶三公写过《陶三公小传》,其中有诗:“两捐爱子两参军,老人革命有功勋。只恨功成公不见,空余青冢对江村。”这诗,是缅怀、是纪念、更是惋惜。

    3.红色司令

    革命的道路是崎岖的。

    从一个农村青年成长为红色游击司令是经历过无数腥风血雨和艰难困苦的。

    看一看路璠的革命轨迹和战斗的地方就会明了。他曾用名韦士庸,生于1916年,融水人。1936年,经过陶保桓等人的培养, 路璠在广西桂林师专入党。1937年冬受命回到融县重建党组织并任书记。1939年到广西地方干校担任指导员,同时是中共支部的支委。1941年3月至1942年7月任中共柳州市委书记兼柳州中学支部书记。1943年任中共黔桂边特别支部副书记。1944年任融县特支书记。1945年1月任中共桂北临时联合工委委员兼融县特支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融县特支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委直接领导,仍是他任书记。

    解放战争期间,路璠先后任中共桂柳区工委宣传委员、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工作委员会委员,为恢复和发展党的城市工作和农村武装斗争做了大量的工作。1949年10月,路璠任都宜忻地工委书记、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司令员兼政委。

    路璠曾写过一篇革命回忆文章《我和都宜忻游击队》,讲述他当红色游击司令的故事。

    1948年7月,在桂林召开的中共桂柳区工委会,决定让他指导宜山方面的工作。因为去香港学习武装斗争,直到11月份他才到宜山。第一次到宜山,隐蔽在一所小学里过夜。第二天,他到吴师光家。之后他仍以“跑生意的”的身份作为掩护开展工作。这次的工作主要任务是研究农村武装斗争的问题。因为他在宜山熟人少,行动比在柳州较为自由。开始,他对如何在农村搞武装斗争并不十分清楚,心中有很大的紧迫感。通过深入农村调查了解,经过努力,他明确了方向,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武装力量,准备迎接全国的解放。1949年4月26日,在忻城县加仁乡拉料屯召开的工作会议决定,建立凤红游击区和组建桂西北人民解放军第五团。1949年10月,省农委决定将桂西北人民解放军第五团扩建为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之后,各地游击武装更是迅速发展。经过艰苦的斗争,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配合解放大军组织部队出击,解放和控制了53个乡。

    1949年12月28日,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都宜忻总队”,列入解放军建制,共改编为6个大队1个独立营,分属宜山、柳州军分区领导。路璠召开总队改编会议,宣布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撤销,完成其历史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路璠先后担任宜山地委副书记、柳州工业学校校长、武昌钢铁工业学校校长、武汉钢铁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2003年,路璠因病逝世于武汉,如同经历烈风暴雨的航船,降下了它蓄满深深记忆的风帆。

    “天涯芳草绿,枝上剩残红;更番花讯近,何处觅秋翁。”透过路璠的诗作《园丁》一诗,隔着厚重历史大门,仍然能够感受到前辈们无私的情怀和永恒的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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