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边读史料一边掩卷沉思。

蓦然，有一个叫担当的词从脑海中蹦了出来。透过80多年历史的远烟重云，革命先烈陶保桓和地下党员罗培元从历史深处款款地走来，他们用担当写下不朽的篇章，在清澈的柳江照映下，其光辉形象愈加清晰灿烂。他们像狂风吹刮中屹立的虬松，像浪涛拍击下挺立的礁石，展现出一个共产党员主动作为、勇于担当、不畏生死的无私奉献精神。

（罗培元回罗城看望乡亲）

赤胆忠心

柳州地方党史中有一段历史让我思考很久后才明白。就是大革命失败后，差不多10年的时间，柳州没有党组织存在，只有零星的党员活动。虽然也有人努力重建过，但都没有成功。所以，在党史的记载当中，这一段为空白。

那么，是谁在重建地方党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样的担当像一颗耀眼的启明星用火热的光芒划破漫漫长夜，点亮苍穹。

这个人的名字叫陶保桓，融县人（今融安、融水）。

宁正德先生写了一首《陶保桓永垂不朽诗》的诗：“少小读书便不同，要求进步任腥风。参加运动头颅壮，组织斗争肝胆雄。路线分明批托派，立场站稳建勋功。惜逢逮捕遭千罪，滴水滔滔江月朦。”

陶保桓原名陶保康，向往读书、向往革命，但要考广西壮族自治区立师范专科学校条件并不具备，于是，他创造性地用堂哥的毕业证，把恒字改成桓，凭实力考取。由于受到先进思想的教育，在学校时思想不断成熟，并成长为学生领袖，与托派势力开展斗争。

1936年6月，陶保桓、路伟良等学生利用到南宁参加学生军成立誓师大会的机会，尝试打听党组织的下落。然而，无果。但陶保桓没有停止寻找的脚步，众里寻他千百度，一位叫刘敦安（党员）的学长蓦然出现。在南宁面聆教诲并实现梦寐以求的愿望，时间定格在1936年7月。

（陶保桓）

入党后，组织上派他回桂林重建党组织。与广西其他地方一样，桂林的党组织在大革命时期受到严重破坏，一直未能恢复。1936年9月，陶保桓等人成立了中共桂林支部，陶任书记。同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委批准建立桂林县委，调来徐敬伍任书记，陶保桓任组织委员兼青年工作，而他却没有任何怨言。

由于保密工作的疏忽，桂林县委在成立的同时就遇到了生死挑战，县委所有的领导都陷入极大危险中，陶保桓在桂林的暴露风险极大。

1937年3月，组织上调派陶保桓到柳州重建党组织。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如果没有担当精神，没有足够的智慧和出色的工作能力是很难完成的。

但陶保桓迎难而上，担当实干。用柳州中学教师身份作掩护，发展一大批党员，并成立党组织任书记，开辟柳州革命的新局面。

后来的党史研究者认为：“陶保桓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一大片。” 他于1936年7月入党，第二年9月牺牲，入党仅仅14个月，却为桂林和柳州的地下党重建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他的培养发展下，融县还涌现了广西革命史上赫赫有名的融县六大游击司令，他们是路璠、莫矜、吴赞之、杨烈、莫一凡、路伟良。

除六大司令外，还有李殷丹、廖联原、黄嘉等外地革命青年，经他培养发展后，也成长为功绩卓著的革命领导人。

李殷丹赋诗追忆：“五十余年忆逝波，腥风血雨志无磨。雁山堂上战论热，碧水堤边唱赤歌。君陷敌魔心如铁，血飞骨裂恸山河。于今浩气传千古，侪辈跟随迈高坡。”

廖联原赋诗追忆：“改革年头形势清，此生有幸拜陶星，虚无主义迷天暗，和煦东风大地明。烈士碑文千古传，融州山水万年青，纵观苗岭多贤惠，师出前贤教导情。”

陶保桓的人生是短暂的，但他的担当精神释放了巨大的能量，为革命事业留下宝贵的经验和有生力量，为广西地下党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在广西党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被尊称为“革命导师”。

白皮红心

时光回到1942年6月，中山大学的毕业生罗培元突然接到一封柳州的电报，邀请他到柳州日报社任编辑主任。邀请人是他的陆川老乡、柳州日报社总编辑林继茂，但这张报纸却是国民党主办的。经中大地下党组织同意，罗培元踏上到柳州参加革命的艰难历程。

其实，当时中大地下党组织不知道，他们的上级粤北省委因“南委事件”已经遭到严重破坏，许多重要领导人相继被捕。当罗培元到柳州后，广西地下党组织同样遭到严重破坏。但罗培元的组织关系不在广西，故而没有受到影响。

一时间，阴霾密布，狂风暴雨。

罗培元在自述中说，初到柳州的四个多月中，人生地不熟，没有组织关系，时局又逆转，处境很困难。急切等待广东党组织的指示。然而，经过漫长的等待，直到冬天来临后，广东方面才派来代表传达指令，告知组织关系无法转来，今后暂停组织活动。可以按照党的白区工作方针隐蔽下来，等待时机。

如果他按照要求隐蔽，不开展任何活动都是正常的。但对于一个有担当的党员来说，不作为是一件痛苦的事。

危险从一开始就如影随形。

顽固派早早地就盯上罗培元，有时暗中跟踪，有时明里检查，查他写的文章、编的稿子中有没有进步言论，有没有新华体的痕迹。聪明的罗培元做事谨慎，没有授人以柄，加上他会走上层路线、做统战工作，一时间，顽固派拿他没有办法。

然而，1943年元月，地下党员林继茂被捕后自首，他的自首书还登在《柳州日报》上。当时罗培元很痛苦，面对生死攸关的抉择，不知何去何从，既无上级可请示，又无同志可商量。值得庆幸的是，林继茂没有供出他，可能是他的组织关系不在柳州的缘故，让罗培元有惊无险。

桂林“七九”事件后，原柳州日报社的地下党员大都撤离了，党组织机构随之解散。

形势严峻，稍有闪失便可能陷入险境。

罗培元和坚持下来的其他党员，彼此心照不宣地开展革命工作，完全靠自觉、靠担当。由于罗培元工作业绩出色，得到当局的认可，后来担任柳州日报社总编辑、社长。经过艰难的努力，把险些失去的革命舆论阵地又暗中夺回来了。当国民党的官，干共产党的事。白皮红心，话语权又掌握在我党手中。

然而，麻烦依然不断。

某一天早上，急促的敲门声把他吵醒，警察到报社抓人。原来，当天的《柳州日报》在刊登一篇中央社的消息中，故意把标题中蒋委员长写成蒋逆委员长，激怒了当局。地下工作首先讲的是斗争策略，这么冒失的做法效果适得其反。他估计是某一个激进分子弄的。结果，好几个人主动承认是自己所为。目标锁定一个姓罗的小伙子。罗培元让他领一个月工资暂时离开。当警察再来时，罗干脆利落地回答说人早跑了。由于他的担当作为，这事最后也不了了之。

1944年秋，日军进逼柳州，撤离是那时最好的选择。但撤离后怎么办，都需要上级指示。此时，罗培元等人与组织失去联系已久，像一个孤独的游子，不知去向谁诉说？尽管如此，罗培元却发扬担当精神大胆决定，去桂北农村开展敌后抗日，不单拿笔，还要拿枪。这时，他凭直觉和经验，找到四战区长官部秘书左洪涛求助。在左洪涛的指点下，找到桂林支部的司马文森，后又联系上融县地下党员陶保恒等人，成立桂北临时工委，根据工委决定成立柳州日报社特支，并随后开展抗日宣传及武装斗争。

（《柳州日报》记者与陶保桓后人合影）

让《柳州日报》成为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红色媒体，这在全国是罕见的。抗战期间的《柳州日报》刊登大量抗日救国的新闻、评论、诗歌、漫画、小说、版画等，众多文化名家和进步人士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这张报纸成为抗战后方的当红媒体，受到无数人的追捧。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罗培元和报社地下党组织进行不少恐吓和威胁，形势险恶。由于有罗培元等人担当作为，讲究斗争谋略，全体党员陆续安全撤离。

柳江日夜奔腾，当年罗培元和陶保桓在柳州革命时的前波早已奔流入海或化作彩云大气无踪影可寻，但如今的后浪却在放声吟诵他们担当的诗章，日夜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