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20日的《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一则消息，题目是《庄炎林同志逝世》。估计很多人不明白，这位99岁的老人和柳州有什么关系？我如果不研究地方党史也不一定知道他为广西地下党、柳州地下党作出的贡献。

我知道庄炎林的名字是三年前在柳州党史上看到一篇文章，看过而已，没有记住。直到去年8月份去南宁采访广西区侨联原主席韦干才有印象。采访时听说了庄氏父子的感人故事，本来想到北京去采访庄老，原因种种，未能成行，终成遗憾。

上周日23：29，接到文友柳树依依的微信，《西大史话/校友庄炎林的抗战往事》，看了文章，夜不能寐。想到“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的诗句，总想写点文字纪念庄老的抗战伟绩和对柳州地下党的贡献。

（1986年，庄炎林夫妇（右二、右三）参加广西党史座谈会）

誓言无声

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富有传奇的庄氏父子，使命追求贯穿中国近代史，从辛亥革命一直到改革开放，从追随孙中山到寻找到共产党。父亲庄希泉一生追求共产主义，弃纸醉金迷的南洋生活回国，投身革命，立下了“永爱中华，此志不渝”的铮铮誓言。庄希泉是我国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后任全国侨联代主席、主席22年。儿子庄炎林从1981年开始干侨务工作。退居二线后又奉命复出，出任全国侨联主席，秉承父志，父子二人始终恪守永爱中华的誓言，自觉服务于人民，在海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

2015年9月2日，庄炎林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全国仅10人获此殊荣。当日的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给94岁的庄炎林颁发、佩戴纪念章。

庄炎林曾经写过一首《自勉》的诗：幼从父母志，实践求真理。奉献海内外，毋负众所期。往事应无憾，前瞻志不移。老骥为兴华，昂首行万里。

今天，我们缅怀英烈，追忆那些光辉岁月。

特殊使命

翻开柳州党史，有一篇叫《庄炎林同志谈有关柳州地下党的情况》的回忆文章，是由麦超、刘明文记录整理的。

庄炎林自述说：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曾在广西工作，担任过地下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委的联络员，分管过柳州地下党的工作。

我参加过广西学生军，1940年在桂林高中读书时参加地下党，曾先后在桂林高中和广西大学担任过党支部的领导工作，后来调到省工委机关做联络员。桂林发生“七·九事件”后，省工委书记钱兴布置各地组织撤退。之后，省工委派我到柳州通知吴赞之撤离柳州。我们一起撤到融县长安镇吴的家乡，隐蔽了个把月，后到地下党员梁林家去住。不久，杨烈也来到梁家和我们研究党的工作，决定分头活动，我到荔浦去找黄嘉。

到了荔浦，见到黄嘉。他告诉我，钱兴要调我到省工委跑交通。后来我回到省工委机关驻地——钟山县英家。从1942年11月开始，我负责跑桂林、柳州一带的交通联络，实际上是协助省工委分管这些地区的党组织。

“七·九事件”后，广西地下党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处境艰险，经济困难。1943年，钱兴让我为省工委筹集经费，于是我找父亲庄希泉想办法，父亲是南洋华侨的领袖。香港沦陷后，父亲从香港撤回桂林。父亲说，香港还有一些家产，必须派人到香港。经省工委同意，派我陪同父亲到香港。我们乘车到柳州后，一路往南步行，历尽艰险，几经周折，才把家产运回变卖，给党筹集到一笔经费。

省工委书记钱兴想通过张兆汉的关系去找党中央。钱兴在厦门地下党工委时领导过张兆汉，知道他的联络符号。当时张兆汉在《广西日报》柳州办事处工作，党的关系属桂林八办领导。我到柳州见到了张兆汉,请他替我们向中央报告。过了一段时间，张兆汉见了我说，他已将情况向中央汇报，叫我们在适当时候派代表到重庆向周恩来汇报。

（在桂林高中读书时的庄炎林）

少年英雄

史料记载：庄老1921年出生于一个华侨家庭，从小受父母的影响，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1937年，年仅16岁的他加入上海童子军战时服务团，参加了淞沪会战。1938年，本来想到延安，却意外留在桂林，并就读于桂林中学。第二年参加了第三届广西学生军，在昆仑关战役中，有一枚炮弹突然落在他前面，他迅速卧倒，被炸晕过去，身上埋了厚厚一层土，等醒过来一看，自己身后的一头大水牛被炸得粉身碎骨。

1941年庄炎林中学毕业后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委干训班支部副书记，并因成绩优秀免试直升广西大学就读。在校期间，庄炎林各门功课的成绩都不错，其中英语成绩最好。他曾经用英文出过不少有影响的壁报，其中一期标题是《孔二小姐与狗》，揭露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抗战艰难时期的腐败现象，在学校引起很大轰动。

书写传奇

1942年10月，省工委书记钱兴经过一路艰辛辗转，把省工委机关搬至贺州钟山县英家乡白沙井村。

2019年4月18日，在贺州党史部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寻访组从贺州市区驱车到钟山县见证革命遗址。“便利的交通正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委机关前往这里的原因之一。”钟山县党史研究者董治明告诉我们，以前水运是主要的交通方式，钱兴选择转移到钟山时综合考虑了多种因素。

钱兴在油桐林里搭建了茅草棚，作为生活和工作的场所。董治明说，为了隐蔽，茅草棚不能搭建得过大，因而其面积也就凉亭大小，后来“钱兴和部分省工委干部住在狭小的茅草棚里，艰苦程度可想而知！”

省工委机关重建后，钱兴先后从桂林、柳州等地调来了庄炎林（省工委交通员）、黄嘉（中共桂东地区特派员）等同志。地下交通员庄炎林是继钱兴与邹冰夫妇之后，第一个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委机关工作的人员。

庄炎林在大学期间，因为成绩比较好，也爱好和擅长体育运动，有利于联系同学开展工作。庄炎林在广西大学不仅联系、发展了一批新党员，还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他们当中有些人后来表现非常出色，如由庄炎林培养的积极分子、他的同班同学周福成（后改名周毅之），该同学入党后又发展了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入党，再后来两人喜结连理。在和平解放北平的过程中，周毅之和傅冬菊做了大量党的工作。

他还曾担任桂林市委书记等职，足迹遍布柳州、梧州、贺州、桂林、阳朔、昭平、钟山、平乐等地，靠走山路和骑自行车开展党的交通联络，书写了诸多传奇故事。

1944年9月，庄炎林到柳州向柳州县委传达省工委的《八月决定》，要求柳州党组织认真研究贯彻执行，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保卫家乡。

1944年11月，桂林、柳州被日军占领，省委派他到桂东一带搞抗日武装活动。当时有一批文化界民主人士从桂林疏散到昭平县，办了一所黄姚中学，千家驹当校长，不少地下党员当教师。在昭平还出版了《广西日报》（昭平版），报纸掌握在我党和进步人士手里。他负责抓临阳抗日联队，还负责《广西日报》的统战工作。

1946年秋，省工委派他到上海、南京找中央汇报工作。中央认为他的政治面目已在广西暴露，不适宜在广西工作了，于是把他留在上海工作。从此，他离开了广西，到上海、福建等地工作。

（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庄炎林在天安门城楼）

庄炎林父子二人，书写我国华侨界的传奇。用一首汉代的《悲歌》来作为文章的结尾是恰当的。“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这是游子思乡的情怀，也是人生道路艰难的写照，更是我们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和追思。

长歌当哭，徘徊凭吊，誓言无声，亘古不磨。

（本文配图均为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