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幽灵于1920年从陈望道先生的笔下游荡到了中国。陈望道没有想到，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所产生的巨大力量，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就是我们革命者为之信仰的共产主义。

（记者们与周民震老人合影）

关于信仰的解释，《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表述的：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

我们在《地火燎原》大型系列报道采访过程中，真切地感受到共产主义信仰的力量。也终于明白，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信仰的力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省工委书记钱兴，比如地下党员周民霖、周民震兄弟二人，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和信仰的味道。

信仰是铁，信仰是路，信仰是光。

信仰是铁

对于信仰的理解，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

只有在个人的生死考验和失去亲人痛苦面前才能检验出是不是真正的信仰。

我在上一篇《悲歌可以当泣》的札记中讲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委政治交通员庄炎林在贺州英家协助省工委书记钱兴工作的故事，令人感动。有懂历史的读者说，钱兴的故事更加悲壮，他的信仰如铁、他的精神伟大，他担当有为，让无数人钦佩不已。

于是，我再一次重读钱兴的革命故事。

原名钱发年的钱兴，生于1909年5月，是广东怀集县一个富裕家庭的孩子。

1933年，进入中山大学读书。他在学校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并有机会接近进步教授。

1935年，钱兴加入了“中国青年同盟”，接着，他介绍了曾振声（曾生）、粟稔等进步青年加入。1936年8月入党。他是广州重建中共组织后所吸收的首批党员。

1937年3、4月间，钱兴奉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之命，调到福建担任厦门市工委书记职务。

1938年5月，日军占领厦门，钱兴等撤往漳州。随后，在闽西南开展了艰苦的抗日斗争。

1940年12月，南委决定派钱兴前往广西重建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委，由他任工委书记，苏蔓任副书记。到广西后，经过他们一年多的不懈努力，广西党的工作逐步走上轨道。

1942年7月，桂林发生的“七九事件”，苏蔓、罗文坤、张海萍三人英勇牺牲，堪称广西党史上惨痛的一页。在这紧急关头，钱兴十分冷静，组织同志们迅速撤离桂林。同志们十分担心钱兴的安全，都劝他赶快撤离桂林，他从容地说：“我不要紧，等同志们撤完了再走。”7月10日下午，钱兴才转移。

经过一路艰辛辗转，省工委机关搬至贺州钟山县英家乡。

2019年4月18日，我们寻访组驱车前往钟山县。

当地的工作人员说，1942年10月，钱兴化名为蔡十，以广东难民身份为掩护，偕夫人邹冰和不满周岁的儿子转移到此隐蔽。作为省工委书记，钱兴是国民党当局抓捕的重点，而他本人高度近视，戴着眼镜，右手还断掉了四个指头，身体特征过于明显。

当我们听到这个介绍，心中有说不出的痛。其实，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位于贺州黄姚的钱兴雕塑）

在钱兴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委逐渐恢复元气。但困难很大，特别是“七九事件”后，省工委与上级失去联系，得不到经费接济，生存困难。

于是，钱兴带领夫人开荒种玉米、红薯，养鸡喂鸭，帮人缝洗衣服，维持生计，挣钱作为党的活动经费。钱兴原本没有干过什么农活，但为了劳动和掩护身份，不得不脱下眼镜，克服右手残缺的痛苦，坚持下地干活。他以惊人的毅力扎下根来。

随同工作的吴赞之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生活艰难到靠同志们从家里拿一些东西接济，吃老鼠、青蛙、蛇等是经常的事，就连别人不要的死牛崽、猪崽、狗崽也成了桌上佳肴。有时整天吃不上一点米，只好到收割过的地里捡些烂薯芋充饥。米被当作宝贝一样分几天熬粥吃，先给孩子吃，然后再舀两勺粥水拌糠皮来喂那几只小鸡和那只小黑狗。鸡狗吃完后，剩下来的才是钱兴夫妇和吴赞之3个大人的。让人动容的是，吃饭时总要争执一场，大家都争着把粥让出来。钱兴已饿得面黄肌瘦，邹冰蓬头垢面像个叫花婆，而且还要给小孩喂奶。最后钱兴就以“家长”的身份出来做主：由钱兴一勺一勺地分，往往吴赞之和邹冰的碗装满时，他却只有半碗，但又不准别人多说一句话。吴赞之和邹冰实在看不下去，眼泪禁不住滴到稀得像清水一样的粥水里……

更不幸的是，有一次，省工委的同志捡来一只死牛崽，大家在茅草棚里聚餐，中途不慎失火，茅草棚瞬间烧成了废墟。

后来，经历艰难的牛垌拓荒。由于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钱兴患上肺结核，他的儿子也因病无钱医治不幸夭亡。

1947年，钱兴调任中共粤桂湘边区工委副书记，领导发动怀南起义。1948年11月，在广东怀集县山林中突围时牺牲，时年39岁。

曾生将军1988年写了一首关于钱兴的诗：“南国多豪杰，钱兴是英雄。救亡擎旗手，解放作先锋。绥江埋忠骨，千古令人崇。”

信仰是路

2019年3月，我们采访仍然健在的革命前辈周民霖、周民震兄弟二人，两位老人耳聪目明、非常健谈。从他们谈论当中真正地读懂了信仰是路的含义。他们原是富裕人家的孩子，如果不是信仰共产主义可能走的是另外一条人生道路。

（周民霖近照）

周民霖老人说：“富有人家的子弟参加革命队伍不容易，要有坚定的阶级立场，要有背叛家庭的决心，要有吃苦耐劳的勇气，还要有接受生死考验的顽强意志。关键在于当时民震17岁、我15岁就参加了地下党组织。”

“我们的选择无怨无悔！”谈及自己年少时与家庭决裂走上革命道路的事，他依旧神情坚定。因为信仰是光，信仰是路，理想和信仰是力量和勇气。

周民震回忆说：“因为家庭情况比较特殊，大哥周一峰是个共产党员，一二·九运动时，大哥是上海学生运动的领导之一。后来打游击去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是江苏省副省长。”

老人侃侃而谈，他说虽然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元老，但是被蒋介石冷落，挂了一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的头衔，待遇不错但没有实权。他的父亲一直没有打过仗，他对共产党并不反感。关于信仰，一个是家里的影响，还有一个是老师的影响。老人感觉到他从小就有一种追求。他的父亲有时候开玩笑说：“小牛（周民震的小名）长得帅，将来可以当外交官。”他的大哥学政治经济，二哥学工科，三哥学农业。他的父亲就说：“你呢，就可以学外交。”但是他懒得理父亲，当时他想着参加革命，哪还理父亲这么多。所以他们家就是他和周民霖文化最低，高中一年级就不读了。

他的父亲写信让他们去繁华的香港发展，他的母亲流泪苦苦哀求他们去，但未能打动兄弟俩。经过与家庭决裂，他们的信仰愈加坚定。

1949年9月，兄弟二人认为已经到了真正考验的时刻，必须主动扛起枪去战斗，在硝烟中接受血与火的洗礼！走出周家，兄弟俩怀着满腔豪情壮志奔向“山那边”。

周民霖回忆说，当时，在龙城中学读书，参加地下组织安排的工作，把散发传单当做是他们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个“小目标”，有这么一个理想，有这么一个信仰，胆量就出来了。现在有些人讲，地下党员什么也不怕。他说，其实他还是害怕的，但是有一个大理想在那里，胆量就大起来了。

之前，有记者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原来有那样好的家庭，为什么还能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舍下生命来参加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他回答：“信仰。”

在党的教育下，他信仰的是共产主义，他相信党能够给人类带来幸福。

（记者在钱兴战斗过的地方采访）

因为他们参加革命，不是在一般的号召下参加的，而是党对他们做了长期的、细致的工作。

具体来说，就是陈光，他们的班主任。陈光特别喜欢他们兄弟俩。当时他们坐在同一张桌子，而且长得很像。陈光对他们特别重视，特别培养。陈光在离开柳州去桂林的时候，在他的纪念册上写了字：“你聪明，你活泼，你要为将来的中国贡献力量。”可惜的是，他打游击的时候没把它带走，放在家里搞丢了。

与两位老人谈论激情燃烧的岁月时，他们说起来好像风轻云淡，但信仰之路走起来却是山高水长。

作家罗传洲在周民霖老人出版的《春去春又回》的序言中写道：人生中要有一种怎样的目标追求，怎样的理想和信念，怎样的奋斗激情，他的一生才会有如此动人的风采！

应该说，革命先烈和前辈们感人肺腑的故事，处处彰显动人的风采来自于信仰的力量。

柳江日夜流，慷慨歌未央。重读历史，坚定信念，不为利禄，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