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差不多用了三个月的时间，采访、搜集和翻阅一个叫陶保恒革命前辈的资料，从有关他点滴的史料中，捕捉到他和广西许多地下党的重要人物都有交集，比如钱兴、苏蔓、汤有雁、陶保桓、路璠、司马文森、莫矜、路伟良、覃桂荣、曾世钦、张镇道、罗培元等人。他的一生，除了读书，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各学校奔波，当一名教师。他一生都在为革命做好宣传、发动、引导和教育等工作，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却是桃李满天下，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是一个革命的引路人，他本人革命意志坚强，身患重病，仍不忘革命。他善于隐蔽自己，多次脱离危险。读到这里，突然从大脑中冒出一句李商隐的诗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以为，这诗，用在陶老身上，是恰当不过的了。

作者(右一）和陶秋柳（右二）合影

1.融县星火

2020年冬天的最后一个周末，凛冽的寒风在龙城上空肆虐，我在陶老的外孙黄念革先生的陪同下，驱车到了桂林。在陶老的女儿陶秋柳家中，听这位老人讲述她父亲的点点滴滴。

陶秋柳老人出生于1943年，今年78岁，在陶老四个孩子中排行第三。因为青光眼，老人只能用耳用手来感知世界。为了父亲的荣誉，40年前她到处寻访父亲的战友，写了一篇未完稿的《陶保恒传记》，因而，她对父亲的往事知道较多。

随着老人的回忆和史料的片断浮现，前辈陶保恒从历史深处款款走来，与我隔着几十年的时空进行对话。

1908年，在融水县罗龙村高沙屯的一个农民家庭，有一个男孩出生，名叫陶保恒。他从小志存高远，胸怀天下。14岁那年，家中帮他找了个童养媳，叫周小妹(周翠英)，小他两岁。后来，这个童养媳异常能干并成为他革命事业的好帮手。如抗战时期，陶老的家作为地下党的联络点，每当组织在这里开会时，周小妹除了烧水送茶之外，还担起了站岗放哨的任务，有时还利用农家妇女身份的便利传送信件。陶秋柳说，有一次夜深人静，妈妈掩护爸爸转移到村外，她在前面探路，约好如果妈妈碰上有人就装咳嗽示警。陶秋柳说妈妈能上山砍柴,能犁田耙地，里里外外是一把好手。

陶保恒18岁那年，考入融县县立初级中学，在校加入“融县革命青年社”，并参加游行示威、宣传抵制日货等活动。随后，又考入广西第二高级中学，高中毕业的那个学期，正值日寇侵略东三省，陶保恒积极参加学生组织的抗日宣传活动。毕业后在融县盘安区小学短暂任校长。1932年，陶保恒考入桂林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是该校的第一届学生。和陶保恒一起在该校求学的几届同乡青年有路璋、陶保桓、路伟良、梁林、路璠等，他们是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去的。在学校，同学们接受了杨东莼、薛暮桥、朱克靖等人的进步思想启蒙教育，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博览进步书刊。在师专期间，陶保恒支持杨东莼校长的进步立场，敢于驳斥破坏抗日的反动言论，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师专毕业后，陶保恒又一次当上了老师，不过这次是在融县县立初级中学任班导师。一次，一名姓韦的老师在学校大会上宣扬“先安内后攘外”的谬论，他立即上台驳斥，使学生们听后耳目一新。陶保恒在学校主编出版油印《抗日三日报》，影响广泛，播下革命的思想，还秘密印发《共产党宣言》等进步刊物。

陶保恒的学生谢祖宣(新中国成立后任融安中学校长)回忆说，陶保恒老师是一个进步的老师，宣传抗日思想，鼓励学生参加革命，得到广大学生的喜爱。

这个喜爱的背后，是陶老师无限辛酸和艰难。

他的另一个学生覃桂荣在给陶秋柳的信中写道：“1935年，他在融县中学教书，按道理应该上中文或公民课，校长却要他教授物理课，实际上，这是国民党搞的阴谋诡计，企图使陶老师不能发挥所长，在学生中造成不良影响。因为陶老师一贯思想进步，特别是在师专毕业最后学期的训练期间，不受托派王公度之流的威胁利诱，抵制托派思想。但陶老师通过刻苦钻研和高中学习时打下的基础，物理课也讲得很好。在课余时间，他给我们讲形势，讲社会科学，好像在我们眼前划出一条人类的历史大道，给我们一种全新人生观。陶老师是我们的指路明灯。”

后来，融县中学许多学生走上革命道路，这当中有覃桂荣、莫矜、陶保宁、黄吉士、余瑞芝、黄爱邦等人，他们的进步和陶老的启蒙有很大关系。

历史，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复杂过程。

陶保恒有一个堂弟叫陶保康，说这个名字很多人不知道，但如果说陶保桓，那可是大名鼎鼎了，中共党史上青史留名。当时，陶保康在寻找真理中遇到迷茫，想到广西师专去深造，苦于报名条件所限，找到堂哥商量对策。两人很快拿出好的主意，在陶保恒的毕业证书上做文章，把恒字加一横，变成桓字，从此，陶保康变成陶保桓，也就是这一横，为广西地下党组织的斗争，增添无穷的力量。

1936年秋，陶保桓回融县秘密成立“反法西斯同盟会”，陶保恒欣然参加，既是兄弟情谊，更是志同道合。1937年3月，经陶保桓介绍加入共产党，实现他人生最高理想，陶保恒心潮澎湃，兴奋不已。

2.桃李芬芳

人逢喜事精神爽。

入党后，陶保恒革命干劲更加高昂。1937年4月，陶保恒调到武鸣县中任教，与校长磨金声、事务主任思树柱和教师郭英布，成立党支部。并建立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

为了求证此事，1982年，武鸣县党史办给陶秋柳的回信中写道：“1937年4月，陶保恒调来武鸣中学任教，1939年4月调离武鸣去龙州。在这期间，武鸣中学的党员先后有郭英布、陶保恒、叶飘萍、磨金声等人。1937年5月，在武鸣中学，陶保恒建立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指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宣传抗日救国，传播马列主义，参加的学生有梁祖纯等10多人，这些青年学生均先后参加共产党。”

在新华社工作的李洋(李洪樵)是当时武鸣中学的学生，他在1982年11月给陶秋柳的信中写道：“陶保恒同志是我中学时代的教师，也是我政治的启蒙人。他以老师的合法身份，向学生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宣传抗日救亡思想。给同学推荐毛主席抗战初期的著作《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

1939年，陶保恒调离武鸣中学，先后在龙州、怀集中学任教。在怀集中学，经组织介绍，他与曾世钦、甘文诏认识，并成立党支部，曾世钦任支部书记。曾离校后，陶保恒任支部书记，发展了学生黄金玉、黄凡元入党。

陶保恒的学生余拨桢在给陶秋柳的信中回忆说:“在怀集中学，陶老利用当班导师的有利条件，宣传抗日形势，讲八路军、新四军英勇事迹，指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启发学生关心国家大事。”

同年10月，在省工委副书记苏蔓的同意下，陶保恒又被派到南宁前线战地国民中学任教导主任，不久调到桂林平桂区行政人员训练班任中队指导员。他们自编课本，宣传民主和团结抗日救国主张。

学生覃桂荣写信回忆说：“1940年12月，我奉命到战地中学与陶老联系，见到图书馆绝大部分都是进步书刊，有社会科学和马列主义的著作，学生出的墙报内容都是宣传抗战，团结进步，整个学校弥漫进步的空气，可见陶老的影响力之大。”

1942年“七九”事件发生，他成为搜捕对象，隐蔽在河池、柳城中学任教。

抗战胜利后，陶保恒按照组织的部署，又以教师公开身份到桂林两江师范任教并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在桂师培养了一批进步青年学生，如周积伟、吴少荣、周游等以及他所领导的18班学生。汤有雁校长在写给陶秋柳的信中说道：你父亲1945年10月至1947年3月在桂林师范学校担任18班导师和国文课教学时，他紧密地团结进步教师和进步学生，在讲课和各种课外活动中非常重视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认识，使18班的学生成长很快，在学校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促进桂师的革命化，他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1947年3月，陶保恒和张镇道按照钱兴同志的指示撤离桂师，化名潜伏到忻城马泗、欧洞及柳城良泗小学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陶保恒任柳州师范、南宁师范学校校长。1957年9月，调广西民族学院任预科部主任、中文系系主任兼校党委委员，1970年元月9日在南宁因病逝世。

3.红心向党

一个叫陈耐的战友写诗纪念陶老，诗云：“马列传播自师专，投笔群英聚义先。引得春风绿柳北，工农千万齐挥鞭。”“衣冠俭朴党风纯，指点江山四座倾。赢得各方心向党，当年统战建殊勋。”

我从陶秋柳写的文章中了解到：“七九”事件发生后，陶保恒也成为追捕的对象，某一天，他告诉妻子说，他做的事和保桓是一样的，如果挨捉了，是要被杀头的。万一出事，希望妻子把孩子们养大成人。实际上，妻子并不知道他在外面的工作，对他长期在外奔波更担忧了，特别是到了晚上一听见狗叫，就担心国民党来捉人。

1944年他与陶三公等人，在融水镇下廊街口开设一间文具店，建立秘密联络站。

柳州沦陷后，中共桂林文化支部和柳州日报社疏散到融县，1945年1月，桂林文化支部和柳州日报社党员代表（该报于1945年2月成立中共柳州日报社特支）在罗龙与路璠、陶保恒的融县特支组成中共桂北临时联合工委，陶老任工委委员。临时工委领导三方支部开展卓有成效抗日斗争，让党旗在融县上空高高飘扬。

路璠在回忆文章中讲到了一个细节：在组成临时工委前的联系线路图，路璠和陶保恒是地方建设干校的同事，司马文森和罗培元是通过四战区左洪涛联系上的，而司马文森的妻子是陶保恒的学生、也是融县大绅士雷树蕃的女儿。

当时，融县有一支民众武装，有六七十人之多，负责人叫何平，为了争取这支武装，党组织派陶保恒带领6位同志，到民众武装何平部工作，任政治室主任。陶老等在这支队伍中开展抗日救国思想政治工作，教唱抗日歌曲，宣传游击战术，这支队伍通过思想工作，倾向革命。

融县抗日挺进队的第一次武装袭击日寇的战斗是陶老作的战前动员。

1946年秋，融县县长陆增荣，成立“特种会议”，决定追捕陶保恒和莫矜等人。

1947年冬，陶保恒在贵州榕江禹旬乡进行莫御的统战工作时，肺病复发，经护送返家，为避开国民党追捕，只能隐藏在夹墙中，或者在山上的棚子中，或者在空坟堆里，但由于长期见不到阳光，又没有营养，更不能公开找医生治疗，多次昏迷不醒，几乎丧命。通过组织搭救，请来谢保琨医生治病，才慢慢好转。当病情好转后，陶保恒立刻继续革命活动。

陶秋柳回忆说，那时斗争环境异常复杂。陶老只能用化名。有一天，有两个陌生人问他叫什么名字？他机智幽默地说叫“余固嘎”（啰唆的意思），弄得那两个人笑弯了腰。说，这个人长得白净，却起了这么丑的名字。

到了1949年2月，陶三公逝世，国民党以为陶老会回来奔丧，派人前来捉拿。在村中没有见人，在归途中，看到一个放牛娃就问陶保恒回来没有？放牛娃答我是外村人不认识他。其实，那个放牛娃就是陶老12岁的儿子陶进融。

特务们不甘失败。有一天，军统特务曾子正、罗先昭突然直接闯进陶保恒堂兄陶保元家说，陶保恒到什么地方打游击了？我们有几条枪，也想跟他去。陶保元回答，他几年不回家，在什么地方，我是不知道的。当时，柳北游击队的同志就住在隔壁陶保宁家，在特务回去的路上，游击队设伏把他们捉拿，并将曾子正就地正法。

1988年12月，同事加战友汤有雁写过一首《桂师在疏散期间的艰难岁月》的诗：“ 风风雨雨倍折磨，艰难岁月几经过。壮乡苗寨弦歌咽，融水柳城战况多。”

陶保恒的一生，和这首诗描述的情景非常相似。

高歌低咏，徘徊凭吊。今天，站在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的新时代，重温历史，致敬英雄；展望未来，奋斗图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