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1：吴赞之

图片2：英家起义旧址

故纸堆里，入戏太深，不能自拔。昨夜未眠，隔着几十年的苍茫岁月，梳理一个叫吴赞之前辈的光辉往事。他曾任桂东人民解放总队副政委兼副司令员，是融县六大红色游击司令之一。想起三年前《地火燎原》报道组去融安县采访的历程，想起作为市政协委员的我，曾有一个《打造柳州“融县六大司令”大区域红色文化中心》的提案。往事种种，并不如烟。在寻访前辈的故居时出现了“大街横巷觅多时，十问途人九不知”的场景，老屋早已不在，并无法辨认。然而，前辈的革命业绩和红色故事令人追怀与仰望，在八桂大地依然吟唱。

1 .“身在曹营”

史料显示：吴赞之，融安县沙子乡人，生于1917年。16岁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的启蒙，1938年9月在桂林参加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是年11月参加广西学生军，开始走上革命道路；194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任支部书记；1941年6月，受党组织派遣，打入国民党三青团柳江分团部任书记。他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叫《地下党在三青团柳江分团部的活动》。

文章回忆：三民主义青年团柳江分团部，隶属于三民主义青年团广西支团部，负责管辖柳州地区各县团的团务，也是国民党地方党团的办事机构。1941年至1944年都有地下党打入该组织，以合法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

吴赞之是在1941年夏广西学生军宣布结束后，由党组织通过渠道安排到柳江分团部工作的。党指示，中共党员在三青团组织用合法身份掩护党的活动，团结广大青年群众与团内的反动分子作斗争，并运用各种方式宣传抗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引导青年阅读进步书籍报刊，走革命道路。

在他任期一年多时间里，对上面来的秘密重要文件，先向我党组织汇报，有的能不办的就不办，能拖就拖，有的不得不布置下去的，通过别的办法与下面联系，暗中抵制。不搞过多的活动，不到各县和学校去检查工作。当时日本飞机把团部炸掉了半边，趁机叫困难，借口整理内部，不发展三青团组织。

三青团柳江分团部坐落在柳州市罗池路33号和35号。这里原是一座老式庭院，前后连贯三栋楼房，两边并列着一排平房，分团部只占前面两栋楼房和东面的平房，其余的楼房和平房为宪兵第五团某连的驻地。地下党在此活动，要冒很大风险。但是，从某种意义来说，往往是最危险的地方又是最安全的地方。地下党员覃绍彰住的是一间靠西北角的房间，房门外设一道屏风，比较隐蔽。房门有一个特殊的装置，即不用锁头而能够自锁，地下党的同志在这里接头、住宿和阅读材料。一次，地下党员莫一凡和韦克紧急撤退，从柳州中学来这里躲了一个晚上。另一次，地下党员莫一凡、莫止凡从家乡来柳州，也在此住过。覃绍彰还有一套工具，曾经在这里仿制各种印章证件，为许多同志解决困难。1943年春，上级指示，要迅速印发《质问国民党》和《中共桂委告全省同胞书》，揭露他们的假抗日真妥协、假团结真反共的面目。地下党员胡习恒和覃显用了三个星期天的时间，把文件刻印好。文件散发出去后，敌人惊慌失措，震动很大。

实际上，三青团这块牌子在当时还是很顶用的。地下党组织的人想到一些重要单位去，没有证件或介绍信，是无法进去的。有三青团的证件通行则较容易。一次，地下党员覃绍彰到四战区找一个提供情报的参谋，就是公开打着三青团的“牌子”大大方方地进出四战区长官部的大门。此外，覃绍彰还用三青团的身份多次到在窑埠附近设在山洞里的敌人电台去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有一些从香港撤退到重庆去的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经过柳州，都用过三青团的牌子，由地下党员去安排住宿和车船接送，这里实际上成为我们的一个联络站。

1942年，桂林发生“七·九”事件，上级指示已经暴露和被敌人注意的党员迅速撤离，吴赞之首当其冲地成为敌特怀疑的对象。此时，四战区长官司令部、柳江县党部等单位的官员们，接二连三到分团部来“拜访”他，吴赞之借患眼病卧床不起，顽固派又不断来“探望”，这都是敌人要抓人的征兆。经组织研究，通知他抢在敌人行动之前撤离柳州。

地下党员岑友鲲在最后撤离三青团时写下一诗，以志不忘：“身处敌巢内，肩挑革命工。言行须谨慎，切忌称英雄。近听豺狼叫，遥看战旗红。风云常变化，应付宜从容。”

这诗，是地下工作者当时最真实的写照。

2. 牛垌艰难

1942年9月，吴赞之撤出柳州，转移到平乐中学任教，1943年转移到钟山农村活动，协助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开展工作。

吴赞之从小生活无忧，到了牛垌后却要自己开荒种地、食不果腹。他曾撰文回忆这段艰难岁月，让人潸然泪下。

1943年9月，一个寒风细雨的黄昏，吴赞之和钱兴怀着一个拓荒者的兴奋心情，从钟山英家白沙井出发，沿着一条崎岖的山路，来到牛垌莫晚叔家。

牛垌是钟山县燕塘乡的一个地方，四周石山环绕，中间方圆七八里全是荒地，草长得比人还高。那时它被月小寨莫姓地主霸占，谁要在这里开荒，得先经他们同意，而且要送礼请酒。种的作物，一到收获便要交租。若孝敬不周，小则被申斥、罚款，要赔礼道歉，大则被没收财产，驱逐出境。这里还有周二哥、莫十一叔、老钟头等人，全是没有寸土尺地的农村无产者！钱兴说：“这都是一些绝望的农民，他们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在万恶的封建制度下受着重重压迫与剥削，弄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年复一年地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

钱兴就是省工委被破坏后仅有的两个负责同志之一，当年冬天来到英家活动的。钱兴认为牛垌这个地方很适合建立一个秘密机关，便把吴赞之从平治（今属平果县）调到这里来。对外说是广东新会为逃难而来的难民，是张赞周（当地一位名人）做生意的朋友，名叫蔡亚祥，排行第五，人叫五哥或亚祥哥，钱兴排行第十，人叫十哥，是他的晚叔。钱兴的爱人邹冰及刚满一周岁的孩子小参，也在一起生活。

当时党组织遭受到全省性的大破坏，和中央断了联系，地方党组织力量又很薄弱，生活十分困难。有时整天吃不上米饭，只好到收割过的地上拣些烂红薯芋头等充饥。

他们往往吃饭时总要争执一场，而每次总是由邹冰开始唠叨：“你们先吃，多吃一点吧，我是不要紧的。”然后是钱兴开口：“亚祥先吃，多吃一点，你是年轻人，又要劳动。”那时，钱兴工作责任重大，已是饿得面黄肌瘦了；邹冰也饿得不像样子，蓬头垢面像个乞丐一样，而且还要给小孩吃奶哩！当互相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钱兴就以“家长”的身份出来做主了：摆上三只碗，一勺一勺地分，往往是吴赞之和邹冰两人的碗里装满的时候，钱兴却只有半碗，但又不准多说一句话。他和邹冰实在看不下去，眼泪禁不住地滴到稀得像清水一样的粥水里，再也咽不下了。

到牛垌的第二天，就借用莫晚叔的镰刀开始割草。吴赞之对于这个任务，开始满不在乎的，可是割了一两天之后，全身的筋骨都酸痛起来，手也起泡了，未到中午就盼着休息吃午饭，太阳未落山就盼着收工。割草习惯了后还要挑担呢！说起挑担，他的肩膀曾三脱其皮。

睡觉更是麻烦，晚叔一直和他同床睡，由于没有蚊帐，每晚总要烧一把生柴草驱蚊虫，浓烟熏得人眼泪鼻涕直流。开始很不习惯，但因每天劳动很累，上床不久也就睡着了。久而久之，反而觉得那股浓烟很香，很过瘾。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生活开始有了好转。许多地方的关系已经接上，情况已不像先前那样困难了。但是，生活仍十分艰苦，没有棉被，没穿鞋袜，只靠一件破大衣、一床破毡子、一双草鞋、一双木板鞋就过了一个冬天。脚底下裂开了许多口子，晚上常常用一条小竹签，浸上桐油，用火烧得滚热，滴到那些裂缝里去。每当他和钱兴一面互相帮助烫一面说笑的时候，邹冰就唠叨起来说：“还笑什么，人家的心可痛得要死！”

牛垌秘密机关已经建立起来了，钱兴忙着党的领导工作，邹冰协助。吴赞之除了烧石灰外，还开了几块荒地，种了一些小麦、豌豆之类，养了一大群鸡。理论学习也搞起来了，正在满怀信心规划着春耕和整个党的工作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原来是国民党八步专员公署不知怎样发现了牛垌这片肥沃的荒地，以为大有油水可捞，魔掌伸到这里来了。

一天中午，他和老周从牛垌外面做工回来，有两个乡警在家等着，硬要他们到燕塘乡公所去。邹冰告诉他，晚叔、十五叔和老钟头三人被他们拉去了。钱兴已隐蔽起来了并交代邹冰转告吴赞之：斗争到适可而止。

经过斗争，他们终于搬走了。钱兴又搬回原在树林里的省工委机关去住。他和晚叔在白沙井马路边借了一间屋做起生意来。这间店一面作为同志来往的交通站，一面掩护在树林里的秘密机关。晚叔在门前摆个粥摊，他挑着一副担到附近村庄去卖油盐杂货。这样又开始了新生活。

1947年，在这一带播下的革命种子终于开花结果了，党组织了革命武装，从此，钟山县人民的子弟兵——钟山人民游击队诞生了。

革命的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

网络上有一首吴赞之在牛垌开荒写的诗，其中两句是：“杂念私心须去尽，千锤百炼始成钢。”

3 .“五哥”司令

1945年5月，吴赞之任中共英家特支书记；1946年2月任中共桂东地区特派员；1947年6月5日，在英家举行起义，担任起义指挥部总指挥；1948年，在贺县创办桂东胜利出版社；1949年4月任桂东地区工委副书记、桂东人民解放总队副政委兼副司令员。

1997年，战友陈大良写过回忆文章《怀念吴赞之同志》：“1947年6月5日，我党领导组织了英家武装起义，在广西打响了解放战争时期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第一枪。起义后武装斗争持续了一个多月，后虽遇挫折暂时失败了，但是教育了群众，教育了干部，并为以后在桂东地区开展人民武装斗争积蓄了宝贵经验。在纪念英家起义50周年之际，深切怀念英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吴赞之同志。吴当时任中共桂东地区特派员，也是英家起义的总指挥。我与吴赞之同志相识于1938年，一直认为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是一位好领导人，很钦佩他，且向他学到不少东西，使我感受最深的有下列几点。在英家起义的队伍中，有一位剃光头的瘦高个子，皮肤晒得很黑，穿便装，卷起裤脚，打着赤脚，讲满口本地话。别人都亲切地叫他‘五哥’。这个从外表看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人，就是当时我党桂东地区特派员、英家起义总指挥吴赞之同志。英家的许多群众以为他定是出身农民家庭，因吴从1943年8月被调到钟山工作后一直是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群众面前。其实，他是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1938年就参加革命工作的知识分子。经过多年的锻炼，凡是农民干的活，像割草、烧石灰、挑担子、开荒种地种烟等等他都在行。”

吴赞之在短短一个月内，在贺州领导了两次起义，掀起了广西全境武装起义的高潮。到广西全境解放时，桂东人民解放总队已有约4000人，活动范围涵盖桂东地区及湖南省的江华、道县及广东省的连山等17个县。

让他痛心的是：1948年，敬爱的钱兴同志在怀集县（现属广东省）的东区遭敌伏击不幸光荣牺牲了！

在万分悲痛之下，他揩干了眼泪，踏着烈士的鲜血，继续为革命事业坚持斗争，革命的烈火，更加炽烈地燃烧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吴赞之历任中共平乐地委委员、地委宣传部长，南宁市委秘书长、副书记，平乐地委、梧州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1972年任自治区建工局局长，区建委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1978年10月24日，吴赞之在邕病逝，终年61岁。

有一种红色记忆，久久挥之不去；有一段烽火岁月，像霞光一样照耀。在夏日的清风中，手握沉甸甸的史书典籍，重温金戈铁马硝烟弥漫，透过历史厚重烟云，与亲近又遥远的革命前辈对话，传承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让不怕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铿铿锵锵，回荡在青山绿水之间，永不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