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1：在路伟良故居，他的侄子介绍情况。

图片2：杨江与妻子合影

    艰难成长

说起杨江很多人都知道，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的党委书记。但说起路伟良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只是融水县融水镇古鼎村的一个少年而已。实际上，这是同一个人。杨江是他从事地下工作的化名，路伟良是原名。据说，杨江的化名还是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起的，寓意为革命事业像扬子江一样滔滔不绝。

路伟良在自传中记载：他生于1911年12月；5岁前，父亲因生意赔本，家道从此中落；8岁时，父亲被人杀害，祖母离世；9岁时，母亲与叔父分家，分家后，因母亲不会管家，欠了一身债务；10岁到11岁，开始看牛、割草、打柴、种地。

13岁时，有一段时间砍柴卖给李集成，每天能砍柴近20公斤，得10多个铜板，生活很艰苦。幸得姑姑路雪英帮助才在融县小学读书。

小学毕业后，教了一年初小，还当了一年文书。

看到同学们都升学了，他很羡慕。在姑姑的帮助下，家里变卖了一些田地，并继续借钱，这样他才得以到融县中学读书。

说起借钱，真是一把辛酸泪，亲友之所以愿意继续借，是看到他聪明伶俐，考试成绩好，认为他会有出息。当时，李集成曾答应把女儿嫁给他，供他读到大学。但他拒绝了。

1930年，他中学毕业后，到浮石小学当教员。

1932年，路璋约他去投考广西师范专科学校。当时，他连路费都没有。经过路璋的帮助和向人借了20元钱作为路费就去了。他考取后，因病休学了一年，1933年暑假后，才到师专读书，属于第二届入校生。1932年到1934年在公费学校读了3年书。

广西师范专科学校创办于1932年，是广西军阀想利用进步势力为广西培养干部、巩固统治的一个产物。

一进学校，他就受到进步书刊的吸引，拼命往图书馆钻，如饥似渴地读了有关书籍，在思想认识上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一年多后，进步校长杨东莼被逼走，当局派了罗而芬任校长，对学校进行整顿。后来又换了一个校长郭任吾。郭为托派分子，他拉拢一些落后学生搞托派。

这时，学生中激起反托派的斗争。路伟良在反托派斗争中，和陶保桓、郭英布等，是第二届学生中的骨干分子。当时，广西地下党还未在师专学生中建立组织，这次斗争是在进步老师杨潮等的指导下进行的。

在学生中，与托派斗争很激烈，每个班级都存在着两派斗争。第二届学生的主要骨干有路伟良、陶保桓、郭英布、蒋汝志等人。第三届有李殷丹、路璠、熊兆祥（江萍秋）、蒙谷、莫一凡、蒙贤征等人。

1934年底，红军长征经过灌阳、全州、兴安，这对同学们影响很大。郭英布首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由郭英布介绍，路伟良于1936年入党。

入党后，组织上给他的任务是宣传抗日救国，加强反托派斗争的领导，将坚定骨干分子吸收入党。

1936年，桂系军阀提出组织广西学生军的号召，要求师专学生带头参加广西学生军。当时，师专学生全体参加，并到南宁集中。

参加广西学生军，主要是在抗日活动中，在青年学生中，扩大我党的影响与力量。

路伟良和蒙贤征带了一个宣传队到灌阳、文市一带搞宣传。地下党员参加广西学生军，对学生军中进步力量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第二届学生因为毕业时间到了，所以都调回南宁，等待政府分配工作。

桃李芬芳

路伟良在广西搞地下工作十多年，主要是在广西民团干校、象县中学、桂林地方建设干校、省训团、贺县中学、桂林师范学校、全州中学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又在教育系统工作了一段时间，可谓桃李满天下。

1936下半年，路伟良被分配到南宁的广西民团干校工作，当专门教书的教官。

路伟良开始入民团干校时，在党内担任总支书记。当时，他的任务是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救国，介绍学生阅读进步书刊，秘密发展地下党员。

1937年初，路伟良调到地下党组织省军事部门担任联络工作。联络工作是极端秘密进行的。一方面，与各地有关人员约定各种秘密通讯、交通符号，并收集有关秘密文件；另一方面，要在南宁搞一些房子，经常接待本省和上级来的同志。

同年7月，广西发生“王公度案件”。王公度原是留俄学生中的托派分子，桂系就重用王公度来为广西军队搞政训工作。抗战爆发，桂系借口王公度企图暴乱，把王公度及其主要骨干谢苍生、区渭文等杀掉。与此同时，桂系亦大量杀害我党同志，如崔真吾、陶保桓等。

经过组织研究决定，让路伟良立即撤出南宁，到宾阳通过地下交通送到万岗去。于是，路伟良步行到宾阳，按约定的方式接头，但无法联系上组织。因找不到组织，他暂时回家乡融县躲避。

年底，路伟良到象县中学工作。象县中学是师专第一届同学张镇国当校长。路伟良的爱人袁秀文（1948年逝世）在那里教书。

路伟良在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对学生进行抗战教育、救亡宣传及介绍学生阅读进步书刊。由于进行一些进步活动，他被人密报，之后被政府免职。1939年初，他离开学校。

之后，经杨东莼保荐，他到广西地方建设干校工作，主要是对受训学生进行抗战教育，学生中有不少是地下党员，如莫矜、周廷扬、邱如岳等。

1941年下半年，地方建设干校停办，由杨东莼推荐转入省训练团。

1942年，经汤有雁向教育厅厅长黄朴心推荐，他到贺县中学当校长。去贺县中学后，吴赞之到学校和他取得联系。

之后，他陆续聘请了一批进步教师到贺中任教，如陈贞娴、萧敏颂、曹国智、何明、冯娱修、吴帆波等。

由于敌人始终未到贺县，学校在情况紧张时停课一下，在平静时又复课。因为有进步教师在学校教书，地方反动势力把他当成眼中钉，几次发动学生在校内闹事。

这段时间的任务，是对学生进行抗战必胜的教育，稳定敌后的人心，在必要时发动武装斗争和敌人对抗。

1945年下半年，他辞掉了贺县中学校长职务，到桂林师范学校教书一个学期。

之后，通过汤有雁的关系继续得到黄朴心的保荐，1946年到全州中学当校长。

全州中学是反动势力控制比较强的学校。1946年下半年，张镇道通知，如他在广西无可靠后台作为依靠，必须坚决撤出广西。当时正有朋友在重庆乡村建设学院工作，经介绍，1946年7月他到重庆乡建学院工作。

当时，他的职务是讲师兼注册主任。其实，他在这所学校工作只有3个多月。后经组织安排，离开重庆，经广州到香港。

游击战争

到香港后不久，组织上派他到李济深在广州附近的两个保警中队工作。当时，他对武装斗争一窍不通，但既然是组织上的决定，他就坚决去干。

1946年底，他和宋玉田到保警中队工作。保警中队主要是在广东增城、从化、四会、花县一带打游击。

保警中队曾经开仓济贫，曾占领过河道收税，曾攻打过乡公所。打了半年游击后，四处流窜，维持生存不容易，中队负责人受不了这种艰苦的游击生活，最后都愿意改编加入我党所领导的游击队。

后来，他在香港参加了中共中央南方局举办的训练班，学习了一个月。训练班主要是总结广东搞武装斗争的经验，学习了古田会议决议，强调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号召大搞武装斗争，迎接全国胜利。

1948年，他被派到云南工作，任务是在云南发动游击战争，一面在屏边、金屏建立据点，一面在罗平建立据点，建立与扩大黔桂滇三省边区的根据地，以迎接南下大军。

他带了原在柳州日报社当社长的罗培元和一个叫杨炳南的人去。

1948年5月，他被分配到罗平地下党组织去做二支队副司令员。不久，发动平彝武装斗争，建立平彝十八连山游击大队。后任滇桂黔边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兼政委。

后来，边纵第三支队扩大到两个主力团和四个游击团。

1950年初，大军南下，云南和平解放。

战友伍方曾写下回忆文章，回忆路伟良到钟山的场景：1948年6月的一天，一个操着浓重广西口音的中年人，目光敏锐而温和，来到了钟山。刘清同志介绍说：“这是新来的杨医生。”大家才知道，他是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派来的杨江同志。原来，路伟良真的有“医生”的业余爱好。在全州中学当校长时，随身总带着药品、注射器什么的。学生和老师们发烧感冒也会让他诊治。到云南罗盘区开辟根据地时，也是化装成医生前往的。1949年8月，他还亲自参加抢救溺水的罗平县委书记朱希敏。

初心铭记 

三年前，广西党史专家庾新顺在接受《地火燎原》报道小组采访时谈到广西地下党组织在斗争中知识分子的作用的情况。像陶保桓、路伟良这些知识分子，有理想信念，有铮铮铁骨。陶保桓在桂林被敌人杀害后，莫一凡和陶三公去收敛烈士的遗体，看到现场惨不忍睹，可以断定烈士在牺牲前双手双足已经遭到酷刑折断。但与陶保桓烈士认识的人却没有一个人暴露，说明烈士宁死不屈，视死如归。莫一凡他们就在现场拍了一张照片留念，以此向敌人示威，明白地告诉敌人：此仇必报，势不两立。表明共产党员决不屈服的决心和非凡斗争的意志。

路伟良有一篇长文叫做《陶保桓烈士传》，长歌当哭，撼天动地。据说在陈岸先生建议下，由路伟良牵头起草。他的家中保留了一张陶保桓烈士的遗像，相片背后有文字说明。在文章中特别提到两人在师专读书期间，曾到苗山做社会调查的事情。苗人因民智未开，迷信思想较重，对照相机视为洪水猛兽，认为人在照相时会摄走人的魂魄。1935年，费孝通先生曾到广西大瑶山做社会和田野调查，而路伟良和陶保桓的社会调查是在1934年8月至9月之间进行的，也就是说，早于费孝通先生。

1990年6月，融水苗族自治县为陶保桓烈士立碑，请路伟良题诗。《忆保桓同志》诗跋云：“我与桓哥少年相识，人有同志之亲，交有同窗之谊，家有同乡之好。传播真理，救民水火，从容面敌，慷慨赴死，大义凛然，我敬桓哥。今闻融水县立碑成，回首往事，忆我桓哥，不禁泪洒襟前。”

路伟良的孩子们为了纪念父亲，把他的日记及手稿汇集成书。书中记载：1950年6月，路伟良担任云南省文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进行剿匪工作。1951年12月，调到武定地委任地委书记。1952年10月，调到国家第一机械部任劳动工资司副司长，后任司长。1957年11月任广西师范学院党委书记。1984年10月离休，享受副部级待遇。1991年5月，桂林的一所医院，成为他人生最后的归宿。

一篇《并不遥远的记忆》文章作为《南国生》一书的序言，文中说道：“总之，阅读父亲的文字，或者说了解父亲的经历，是一个不断让人忌妒和惊叹的过程。这是因为，我越来越相信，我们不会再有这样的经历，以后很多代都不会有。也许，恰是这种稀缺，不可重复让我又充满信心。其次，由于父亲长期养成实录体的叙述方法，使我在阅读时被带入那些历史事件的场景中，触摸那陌生的一切。”

今天，我读着《南国生》，悠悠扬扬的文字叙述敲打我的心间。我知道：苗山风情，总是千年的风霜；柳江涛声，不见当初的激昂。在故纸的氤氲和现代的歌声交织中，红色记忆，斧镰真理，将成为我永远前行的动力，初心不改，信念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