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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水千山无所惧——读柳州地方党史札记之二十五

来源: 柳州市档案馆  |   发布日期: 2021-08-06 16:00    |  作者: 李广西

图片1:莫一凡。


图片2:1982年6月,左江支队部分老战士合影。


2021年5月7日,我的电话突然响起,屏幕显示的是一个南宁号码。我犹豫了一下按下接听键,一个男的说,看到了你们写的《地火燎原》一书了,向记者们表达由衷的敬意。对方说,他是莫一凡的侄儿,叫苏健婴。当时,我正在为写融县6个红色游击司令中的莫一凡的事发愁。虽然我们报道组去过他的老家融安县潭头乡北山村,也采访过相关人员,但对莫一凡的资料收集得并不多,这个电话可谓雪中送炭。苏健婴先生传来的资料中有莫一凡手写的诗,其中一首是:“革命长河曲折流,长征迈步始从头。万水千山无所惧,不到长城誓不休。”作为红色游击司令之一的他,在革命生涯中,踏遍万水千山,历经艰难;纵横八桂大地,南征北战;解决民生疾苦,一心为民;充满浩然正气,红心向党。我隔着几十年的苍茫岁月,仰望这些灿烂的星辰,觉得有迷人的光芒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1.一家六党员

莫一凡(1912年-1983年)曾用名陆华,融安县人,大学文化。193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越南解放军支队军事指挥员、战区司令部参谋长。1948年1月任左江人民解放军指挥部指挥员,1949年10月任滇桂黔边纵队左江支队司令员。领导开辟左江游击根据地,解放龙茗、隆安、雷平、敬德、镇边、天保、向都、同正、镇结、养利、万承11座县城。1950年后,任广西龙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参加广西剿匪。1956年10月转业。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

说起莫一凡,就离不开北山村,更不能忘记莫一凡的父亲莫伯贤老先生。莫伯贤本人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的孩子中有6位共产党员,6位儿女都参加了抗日战争。

原柳北人民解放总队政治部主任林润葱曾写过回忆文章《莫伯贤先生及其一家》,详细记录莫伯贤一家的革命故事。文章说:

潭头的北山村从抗日战争的年代起,便是融县南区党组织活动的中心村,也是后来柳北地区第一支武工队——“江猛”武工队的诞生地和柳北人民解放总队第二大队集结、训练的地带。北山村曾经历过艰苦的革命斗争洗礼。林润葱自1947年秋由桂东调到融县地区,都驻在北山村进行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并且长期落脚在伯贤先生的家里,得到他们的帮助和照顾。

莫伯贤生于1883年,逝于1968年。曾任过融县财政局长、民团司令和融县初级中学教师等职,1935年回家,1937年至1944年在和睦圩做生意。日寇入侵融县,他便回了北山村。

莫老为人正派,一向热心公益事业。在其长子、次子及其他共产党人的影响下,觉悟较早。20世纪30年代,他就开始支持革命的思想和事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洪流中,他与共产党人一道,共同走过艰苦与胜利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融安县政协驻会常委、县人民委员会委员,直到逝世。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竭尽余忱,终其一生。

莫伯贤先生很有政治眼光,对于子女参加革命事业、参加共产党,不但不阻挠,而且给予支持。长子莫一凡,1936年在桂林广西师专读书的时候,经陶保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遭到国民党的通缉。1942年12月,国民党融县政府派人到和睦要逮捕莫一凡,一凡得融中同学龙光的通知,回到北山村躲了几个月。伯贤先生得知这一切之后,积极支持、掩护一凡,为儿子提供活动经费和方便。1943年春,梁林来联系一凡。8月,覃绍彰带一凡到柳州,然后转去越南参加革命斗争,为中越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1947年,一凡回国,任左江支队司令员。越南同志对一凡的印象很好,黄文欢每次到南宁,都要看望一凡。

二女莫玉珍(丁友平)去了延安,在延安八路军总医院做护士。后来与《解放日报》的记者曾艾荻结婚,结婚时上级赠送的礼物是一本笔记本和两支铅笔。之后玉珍生下两个可爱的儿子。当时国民党对延安进行封锁,延安的生活很艰难。玉珍就养了两只羊,用羊奶和小米糊糊喂养两个儿子。1945年,她的两个儿子就像现在热播的电视剧《啊,摇篮》那样,坐在毛驴背上的篮筐里离开延安,跟随父母前往山东根据地。后来他们去了大连,又南下广州。当年广州刚解放,曾艾荻就和饶璋风、杨奇、曾彦修等同志积极筹备《南方日报》。南方日报社成立后,玉珍在南方日报社资料室工作,跟着党走上妇女解放和人民解放的道路。

次子秉凡,在桂林高中(师专附中)读书时参加抗日反法西斯大同盟,从事学生运动。1938年2月,秉凡由党组织送到延安陕北公学读书,同年在陕北加入了共产党。秉凡在离家去陕北,以及在陕北工作的时候,都曾得到家庭的经济援助。1940年,秉凡患肺结核病,医疗条件困难,组织上决定让其返回家乡疗养。伯贤先生对这个儿子给予了无微不至的慈爱,不遗余力地给秉凡治病,支持他搞党的活动。秉凡从延安回来,在家9年,家中诸事伯贤先生大都征求他的意见。秉凡从延安回来,虽然染病在身,但依然为革命工作,1945年参加融县抗日挺进队,为抗击日寇出谋划策。1947年,秉凡在北山村和止凡、健行组建了一个党小组,开展对敌斗争,他和同志们一起组织贫困青壮年搞“逃兵活动”。组织群众对国民党进行“反三征”运动。1948年7月,国民党当局获悉潭头北山村莫伯贤的家贯为隐藏共产党员之所,即派兵围捕,秉凡越墙突围时不幸受伤,后因新伤旧病并发医治无效逝世。融安县政府把莫秉凡烈士的遗骸移葬于潭头新寨坳顶的革命烈士墓,并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秉凡逝世,伯贤先生亲自拟了一副对联:满腔热血埋黄土,一点红心照赤洲。

三子止凡,1940年在融中入党,当时,伯贤家境虽日趋困难,但仍是积极解囊支持革命。苏健行是与伯贤先生没有血缘关系的继女,她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党组织批准,她与止凡结为夫妻。加上三女儿莫玉兰,伯贤先生一共有6个子女(媳妇)是光荣的共产党员。他们都积极参加了抗日战争,止凡和健行荣获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当健行接过沉甸甸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时,深情地说道:“我们是代哥哥姐姐领取这两枚纪念章。”

2.战斗在左江

1943年8月,莫一凡任中共桂滇边特支委员,同年10月受党组织派遣到越南协助越共工作,先后担任越南军事教员及第一战区、第十二战区参谋长。入越后,会见了黄文欢、范文同、武元甲等领导人。在一片大森林里开办了一个军事训练班,30多名学员参加学习。莫一凡主讲朱德的《谈游击战争》,第一期结束后,又办第二期,后遭遇日军偷袭,第二期训练班提前结束。1944年春节,在另一个地方办第三期。1944年冬天,莫一凡全权负责办了第四期、第五期、第六期军训班,那时他讲课连翻译都不用了。

1947年,莫一凡回国,历任中共桂越边临时工委委员,左江工委委员、军事部长,滇桂黔边纵队左江支队司令员等。

莫一凡曾写过关于《左江地区武装斗争》的文章回忆这一段烽烟弥漫的岁月:

1947年7月下旬,中共左江工委召开会议,传达中共粤桂边工委的指示,要求按照香港分局提出的“放手小搞,准备大搞”的方针,抓紧发动武装起义。根据具体情况,在左江三个地方(龙州、明江、靖西)先后举行起义。

1947年12月间,左江工委书记黄嘉在凭祥县隘口乡的弄怀屯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左江部队指挥部。

1948年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左江部队指挥部宣布成立,指挥员莫一凡,政委黄嘉。1949年10月下旬,左江部队指挥部改称滇桂黔边纵队左江支队,司令员莫一凡。左江支队共进行战斗260多次,毙敌503人、伤敌550人、俘虏敌人721人,争取国民党地方武装起义53起2100多人。我们牺牲同志120人。

左江部队的特点非常明显:壮族子弟、由小到大、阶级性强、听党的话。

其一,左江部队95%以上都是左江地区的壮族子弟,是贫雇农和部分中农子弟。几个主力团的指挥员和战斗员,绝大部分是本地人。这支部队土生土长,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经得起困难考验,根深蒂固,不怕挫折。

其二,部队是由小到大的。起义时不到300人,到1949年12月整个左江地区解放,连同后来拨归粤桂边纵建制的思明游击队共有五六千人。这支部队在战斗中成长,主力团是经过武工队、县大队而发展起来的。

其三,部队阶级性强。参加武工队的人,主要从贫雇农中和表现好的中农中挑选。连指导员和其他干部都经过农会选拔。因此,干部选得准,部队比较纯,官兵团结如兄弟。政治素质好,目标一致,服从指挥。所以这支部队能经得起任何困难考验,敌人打不垮。

其四,听党的话。队伍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队伍。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抓得很紧。把从无线电台收到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许多文章,都印发给部队学习,使部队战士明白打倒国民党统治、求得翻身解放的道理。部队还加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毛主席“十大军事原则”的教育,注意发展党员。武工队领导人,团里的连长以上干部都是党员,县大队的领导绝大多数都是党员,保证了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

3.深情的回忆

左江部队司令部的警卫员卢兰,写过一篇文章,回忆他在莫一凡身边工作的点点滴滴。

1949年6月20日,连长李春派人来叫卢兰到连部去谈话,要调他到左江支队司令部警卫班去,问他:“想不想去?”他坚定地说:“服从命令。”第一次见面的场景让人记忆犹新:莫一凡当时在里屋开会,见他到了立即出来笑着说:“你叫卢兰,那琴出来的?”他反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一位同志插话说:“应当叫首长。”他不好意思地想改口,但莫一凡抢先摆摆手说:“不要那么认真。”问完话后,他被领到了警卫班。他在警卫班负责内勤工作,跟随在首长身边,除保卫首长的安全外,还负责照顾首长的日常生活。

6月21日,凭祥第一次解放,他们在县政府吃中饭。因要赶路,他们提前先吃。当他用小脸盆装饭时,发现饭的颜色是深暗色的,立刻引起了他的怀疑。他当即告诉炊事班长暂停打饭,然后叫莫一凡来看。首长看了之后立即下令,此饭不能吃,并叫炊事班长把饭喂狗。十多分钟后,狗在地上翻滚一会就死了。“好险啊!”大家禁不住地叫了起来。本来想凭祥解放了吃一顿好饭以示庆祝,结果反而挨饿了。莫一凡召集在场的同志集合起来讲话说:“是敌人放毒。大家要提高警惕,不能随便乱吃东西。”后来经过调查发现,敌保安团撤出凭祥时,在县政府院内的水井里放了毒药。大家后来想想,心里仍有余悸。莫一凡对警卫班的同志说:“我们这几个人是敌人的重点目标,一定要高度警惕,时时都不能放松。”

卢兰总结了莫一凡给他的印象:乐观冷静,不管战役遇到什么困难,都精神饱满,面带微笑,泰然处之。其次是仔细实在。侦察员汇报情况时,要求做到情报是肯定的,不要模糊、大概、好像之类,莫一凡对汇报的每一件事都会提出几个问题。再次情报是作战指挥的法宝。首长还常说:“没有准确的情报,就会吃败仗,失去联络,人再多也不成军。”是啊!当时左江部队没有通讯器材,部队分散各地,只能用人传递消息。更重要的是深入一线。在他跟随几次打仗过程中,首长说:“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干部是靠前指挥,所以能打胜仗,而国民党指挥官躲在后面瞎指挥,所以连吃败仗!”当然,首长还关心爱护同志,没有架子;喜欢和战士、群众聊天拉家常,讲形势;对警卫人员要求严格,没有任务时,要大家学文化学政治;让战士们改掉身上的不良习气,禁止战士讲粗话脏话。

在首长的耐心帮助下,大家的政治觉悟、文化水平都有很大提高。新中国成立后,首长推荐他入党,并让他报考广西军区军政干校,他成为一名干校学员。

后来,莫一凡把自己在解放战争时期写的《战斗日记》,交给云南军区战史编辑室的同志。

1979年8月14日,新华社记者朱实发表《访黄文欢同志的两位老战友》。其中一位就是莫一凡。

1980年春节,莫一凡即兴写诗:“三十一年只瞬间,鞍形起落苦无边。神州十亿多英武,刺破阴霾见碧天。”1982年8月曾写道:“死去亦无恨,浮生乐趣多。骨灰放何处,撒在松林坡。”

1983年7月,莫一凡同志逝世,黄文欢发来唁电,表示沉重悼念。

年轻时的谭嗣同曾赋《井陉关》一诗,抒发自己的侠气豪情,其中有:“无限苍茫怀古意,题诗独上井陉关。”我翻阅莫一凡前辈的革命往事和战斗故事,遥想南方屏障的边关,那些被岁月和车马踏磨得崎岖不平的青石,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仍无声无息地诉说着硝烟弥漫的悲壮。万水千山何所惧,共产党人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向历史交上了一份出色的答卷。这份答卷和所有的名篇诗作一样,珍藏在亿万人民心中,亘古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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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水千山无所惧——读柳州地方党史札记之二十五

来源: 柳州市档案馆  |   发布日期: 2021-08-06 16:00    |  作者: 李广西

图片1:莫一凡。


图片2:1982年6月,左江支队部分老战士合影。


2021年5月7日,我的电话突然响起,屏幕显示的是一个南宁号码。我犹豫了一下按下接听键,一个男的说,看到了你们写的《地火燎原》一书了,向记者们表达由衷的敬意。对方说,他是莫一凡的侄儿,叫苏健婴。当时,我正在为写融县6个红色游击司令中的莫一凡的事发愁。虽然我们报道组去过他的老家融安县潭头乡北山村,也采访过相关人员,但对莫一凡的资料收集得并不多,这个电话可谓雪中送炭。苏健婴先生传来的资料中有莫一凡手写的诗,其中一首是:“革命长河曲折流,长征迈步始从头。万水千山无所惧,不到长城誓不休。”作为红色游击司令之一的他,在革命生涯中,踏遍万水千山,历经艰难;纵横八桂大地,南征北战;解决民生疾苦,一心为民;充满浩然正气,红心向党。我隔着几十年的苍茫岁月,仰望这些灿烂的星辰,觉得有迷人的光芒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1.一家六党员

莫一凡(1912年-1983年)曾用名陆华,融安县人,大学文化。193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越南解放军支队军事指挥员、战区司令部参谋长。1948年1月任左江人民解放军指挥部指挥员,1949年10月任滇桂黔边纵队左江支队司令员。领导开辟左江游击根据地,解放龙茗、隆安、雷平、敬德、镇边、天保、向都、同正、镇结、养利、万承11座县城。1950年后,任广西龙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参加广西剿匪。1956年10月转业。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

说起莫一凡,就离不开北山村,更不能忘记莫一凡的父亲莫伯贤老先生。莫伯贤本人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的孩子中有6位共产党员,6位儿女都参加了抗日战争。

原柳北人民解放总队政治部主任林润葱曾写过回忆文章《莫伯贤先生及其一家》,详细记录莫伯贤一家的革命故事。文章说:

潭头的北山村从抗日战争的年代起,便是融县南区党组织活动的中心村,也是后来柳北地区第一支武工队——“江猛”武工队的诞生地和柳北人民解放总队第二大队集结、训练的地带。北山村曾经历过艰苦的革命斗争洗礼。林润葱自1947年秋由桂东调到融县地区,都驻在北山村进行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并且长期落脚在伯贤先生的家里,得到他们的帮助和照顾。

莫伯贤生于1883年,逝于1968年。曾任过融县财政局长、民团司令和融县初级中学教师等职,1935年回家,1937年至1944年在和睦圩做生意。日寇入侵融县,他便回了北山村。

莫老为人正派,一向热心公益事业。在其长子、次子及其他共产党人的影响下,觉悟较早。20世纪30年代,他就开始支持革命的思想和事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洪流中,他与共产党人一道,共同走过艰苦与胜利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融安县政协驻会常委、县人民委员会委员,直到逝世。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竭尽余忱,终其一生。

莫伯贤先生很有政治眼光,对于子女参加革命事业、参加共产党,不但不阻挠,而且给予支持。长子莫一凡,1936年在桂林广西师专读书的时候,经陶保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遭到国民党的通缉。1942年12月,国民党融县政府派人到和睦要逮捕莫一凡,一凡得融中同学龙光的通知,回到北山村躲了几个月。伯贤先生得知这一切之后,积极支持、掩护一凡,为儿子提供活动经费和方便。1943年春,梁林来联系一凡。8月,覃绍彰带一凡到柳州,然后转去越南参加革命斗争,为中越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1947年,一凡回国,任左江支队司令员。越南同志对一凡的印象很好,黄文欢每次到南宁,都要看望一凡。

二女莫玉珍(丁友平)去了延安,在延安八路军总医院做护士。后来与《解放日报》的记者曾艾荻结婚,结婚时上级赠送的礼物是一本笔记本和两支铅笔。之后玉珍生下两个可爱的儿子。当时国民党对延安进行封锁,延安的生活很艰难。玉珍就养了两只羊,用羊奶和小米糊糊喂养两个儿子。1945年,她的两个儿子就像现在热播的电视剧《啊,摇篮》那样,坐在毛驴背上的篮筐里离开延安,跟随父母前往山东根据地。后来他们去了大连,又南下广州。当年广州刚解放,曾艾荻就和饶璋风、杨奇、曾彦修等同志积极筹备《南方日报》。南方日报社成立后,玉珍在南方日报社资料室工作,跟着党走上妇女解放和人民解放的道路。

次子秉凡,在桂林高中(师专附中)读书时参加抗日反法西斯大同盟,从事学生运动。1938年2月,秉凡由党组织送到延安陕北公学读书,同年在陕北加入了共产党。秉凡在离家去陕北,以及在陕北工作的时候,都曾得到家庭的经济援助。1940年,秉凡患肺结核病,医疗条件困难,组织上决定让其返回家乡疗养。伯贤先生对这个儿子给予了无微不至的慈爱,不遗余力地给秉凡治病,支持他搞党的活动。秉凡从延安回来,在家9年,家中诸事伯贤先生大都征求他的意见。秉凡从延安回来,虽然染病在身,但依然为革命工作,1945年参加融县抗日挺进队,为抗击日寇出谋划策。1947年,秉凡在北山村和止凡、健行组建了一个党小组,开展对敌斗争,他和同志们一起组织贫困青壮年搞“逃兵活动”。组织群众对国民党进行“反三征”运动。1948年7月,国民党当局获悉潭头北山村莫伯贤的家贯为隐藏共产党员之所,即派兵围捕,秉凡越墙突围时不幸受伤,后因新伤旧病并发医治无效逝世。融安县政府把莫秉凡烈士的遗骸移葬于潭头新寨坳顶的革命烈士墓,并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秉凡逝世,伯贤先生亲自拟了一副对联:满腔热血埋黄土,一点红心照赤洲。

三子止凡,1940年在融中入党,当时,伯贤家境虽日趋困难,但仍是积极解囊支持革命。苏健行是与伯贤先生没有血缘关系的继女,她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党组织批准,她与止凡结为夫妻。加上三女儿莫玉兰,伯贤先生一共有6个子女(媳妇)是光荣的共产党员。他们都积极参加了抗日战争,止凡和健行荣获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当健行接过沉甸甸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时,深情地说道:“我们是代哥哥姐姐领取这两枚纪念章。”

2.战斗在左江

1943年8月,莫一凡任中共桂滇边特支委员,同年10月受党组织派遣到越南协助越共工作,先后担任越南军事教员及第一战区、第十二战区参谋长。入越后,会见了黄文欢、范文同、武元甲等领导人。在一片大森林里开办了一个军事训练班,30多名学员参加学习。莫一凡主讲朱德的《谈游击战争》,第一期结束后,又办第二期,后遭遇日军偷袭,第二期训练班提前结束。1944年春节,在另一个地方办第三期。1944年冬天,莫一凡全权负责办了第四期、第五期、第六期军训班,那时他讲课连翻译都不用了。

1947年,莫一凡回国,历任中共桂越边临时工委委员,左江工委委员、军事部长,滇桂黔边纵队左江支队司令员等。

莫一凡曾写过关于《左江地区武装斗争》的文章回忆这一段烽烟弥漫的岁月:

1947年7月下旬,中共左江工委召开会议,传达中共粤桂边工委的指示,要求按照香港分局提出的“放手小搞,准备大搞”的方针,抓紧发动武装起义。根据具体情况,在左江三个地方(龙州、明江、靖西)先后举行起义。

1947年12月间,左江工委书记黄嘉在凭祥县隘口乡的弄怀屯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左江部队指挥部。

1948年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左江部队指挥部宣布成立,指挥员莫一凡,政委黄嘉。1949年10月下旬,左江部队指挥部改称滇桂黔边纵队左江支队,司令员莫一凡。左江支队共进行战斗260多次,毙敌503人、伤敌550人、俘虏敌人721人,争取国民党地方武装起义53起2100多人。我们牺牲同志120人。

左江部队的特点非常明显:壮族子弟、由小到大、阶级性强、听党的话。

其一,左江部队95%以上都是左江地区的壮族子弟,是贫雇农和部分中农子弟。几个主力团的指挥员和战斗员,绝大部分是本地人。这支部队土生土长,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经得起困难考验,根深蒂固,不怕挫折。

其二,部队是由小到大的。起义时不到300人,到1949年12月整个左江地区解放,连同后来拨归粤桂边纵建制的思明游击队共有五六千人。这支部队在战斗中成长,主力团是经过武工队、县大队而发展起来的。

其三,部队阶级性强。参加武工队的人,主要从贫雇农中和表现好的中农中挑选。连指导员和其他干部都经过农会选拔。因此,干部选得准,部队比较纯,官兵团结如兄弟。政治素质好,目标一致,服从指挥。所以这支部队能经得起任何困难考验,敌人打不垮。

其四,听党的话。队伍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队伍。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抓得很紧。把从无线电台收到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许多文章,都印发给部队学习,使部队战士明白打倒国民党统治、求得翻身解放的道理。部队还加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毛主席“十大军事原则”的教育,注意发展党员。武工队领导人,团里的连长以上干部都是党员,县大队的领导绝大多数都是党员,保证了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

3.深情的回忆

左江部队司令部的警卫员卢兰,写过一篇文章,回忆他在莫一凡身边工作的点点滴滴。

1949年6月20日,连长李春派人来叫卢兰到连部去谈话,要调他到左江支队司令部警卫班去,问他:“想不想去?”他坚定地说:“服从命令。”第一次见面的场景让人记忆犹新:莫一凡当时在里屋开会,见他到了立即出来笑着说:“你叫卢兰,那琴出来的?”他反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一位同志插话说:“应当叫首长。”他不好意思地想改口,但莫一凡抢先摆摆手说:“不要那么认真。”问完话后,他被领到了警卫班。他在警卫班负责内勤工作,跟随在首长身边,除保卫首长的安全外,还负责照顾首长的日常生活。

6月21日,凭祥第一次解放,他们在县政府吃中饭。因要赶路,他们提前先吃。当他用小脸盆装饭时,发现饭的颜色是深暗色的,立刻引起了他的怀疑。他当即告诉炊事班长暂停打饭,然后叫莫一凡来看。首长看了之后立即下令,此饭不能吃,并叫炊事班长把饭喂狗。十多分钟后,狗在地上翻滚一会就死了。“好险啊!”大家禁不住地叫了起来。本来想凭祥解放了吃一顿好饭以示庆祝,结果反而挨饿了。莫一凡召集在场的同志集合起来讲话说:“是敌人放毒。大家要提高警惕,不能随便乱吃东西。”后来经过调查发现,敌保安团撤出凭祥时,在县政府院内的水井里放了毒药。大家后来想想,心里仍有余悸。莫一凡对警卫班的同志说:“我们这几个人是敌人的重点目标,一定要高度警惕,时时都不能放松。”

卢兰总结了莫一凡给他的印象:乐观冷静,不管战役遇到什么困难,都精神饱满,面带微笑,泰然处之。其次是仔细实在。侦察员汇报情况时,要求做到情报是肯定的,不要模糊、大概、好像之类,莫一凡对汇报的每一件事都会提出几个问题。再次情报是作战指挥的法宝。首长还常说:“没有准确的情报,就会吃败仗,失去联络,人再多也不成军。”是啊!当时左江部队没有通讯器材,部队分散各地,只能用人传递消息。更重要的是深入一线。在他跟随几次打仗过程中,首长说:“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干部是靠前指挥,所以能打胜仗,而国民党指挥官躲在后面瞎指挥,所以连吃败仗!”当然,首长还关心爱护同志,没有架子;喜欢和战士、群众聊天拉家常,讲形势;对警卫人员要求严格,没有任务时,要大家学文化学政治;让战士们改掉身上的不良习气,禁止战士讲粗话脏话。

在首长的耐心帮助下,大家的政治觉悟、文化水平都有很大提高。新中国成立后,首长推荐他入党,并让他报考广西军区军政干校,他成为一名干校学员。

后来,莫一凡把自己在解放战争时期写的《战斗日记》,交给云南军区战史编辑室的同志。

1979年8月14日,新华社记者朱实发表《访黄文欢同志的两位老战友》。其中一位就是莫一凡。

1980年春节,莫一凡即兴写诗:“三十一年只瞬间,鞍形起落苦无边。神州十亿多英武,刺破阴霾见碧天。”1982年8月曾写道:“死去亦无恨,浮生乐趣多。骨灰放何处,撒在松林坡。”

1983年7月,莫一凡同志逝世,黄文欢发来唁电,表示沉重悼念。

年轻时的谭嗣同曾赋《井陉关》一诗,抒发自己的侠气豪情,其中有:“无限苍茫怀古意,题诗独上井陉关。”我翻阅莫一凡前辈的革命往事和战斗故事,遥想南方屏障的边关,那些被岁月和车马踏磨得崎岖不平的青石,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仍无声无息地诉说着硝烟弥漫的悲壮。万水千山何所惧,共产党人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向历史交上了一份出色的答卷。这份答卷和所有的名篇诗作一样,珍藏在亿万人民心中,亘古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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